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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称霸海上之一转贴严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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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称霸海上时之五 -- 马甲乙 - (37459 Byte) 2006-2-10 周五, 23:40 (346 reads)

马甲乙

头衔: 海归准将

加入时间: 2005/05/06
文章: 1007
来自: 乡下
海归分: 114726

标题: 当中国称霸海上时之六 (248 reads) 时间: 2006-2-10 周五, 23:42

作者：马甲乙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第九章紫禁城大火

　　当宇宙一片祥和、土地肥沃、收成丰硕而海中鱼产富足、森林又多出良材之际，太平与安康降临每一家庭。同时，疾病、兵祸、狂风暴雨、灾变等各样恶事不生。皇帝(天子)的仁德也自然完美无缺。

　　一俟天道失调，水涝、饥馑侵袭大地，鼠疫、时疫大行，诸般不幸犹如风暴笼罩全民，天子仁德必遭怀疑。天子原是天地及神人之间的协调者，灾变疾疫丛生之际，其所作所为宜加检讨。

　　诚如至圣先师孔子所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紫禁城营建完成后的数个月间，本是成祖最高兴的时光。然而，烦忧犹如遭到感染的伤口，不断扩大。

　　首先是朱棣的宠妃，来自苏州的王贵妃过世。洪武九年(1376)，于父皇主婚下，朱棣与徐达(其父亲最信任的将领之一)之女联姻，借以强化两家的关系。当时朱棣16岁，而未来的皇后年仅14岁，据多方说法：两人为相亲相爱的伴侣，育有三子四女。徐皇后死于永乐五年(1407)，她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曾强化在朝儒生的力量，此举于其太子嗣位后发生重大影响。在她死后，朱棣没有再立其他的人当皇后，但他跟王贵妃极其亲密，王贵妃成为宫闱的监护者。朱棣年岁渐高，病痛缠身且脾气暴戾，朝廷成员莫不心怀恐惧。王贵妃每能化解双方的闲隙。据说，在王贵妃死后，朱棣暴戾的脾气转为残酷，大量的宫人，只要稍为引起成祖的不悦，就立即被处死。

　　在永乐十九年()春，两位宫人与某宦官关系暧昧。虽然此非什么稀罕的事件，然而基于若干理由，一说这两名宫人之间也有暧昧关系，她们一起自杀了。成祖得知她们的死讯，大发雷霆，因为其中之一原是他的宠妾。成祖即刻下令刑讯。宫中仆役诬告死去的宫人，指死者曾密谋弑君。调查终结时，这项诬告的叛逆大罪牵涉宫人、宦官为数多达2800人。据说成祖本人曾亲手处决其中的若干人，但是为数多少不详。若干宫人于处刑前，当面大骂皇帝：

　　“你自己阳痿，所以我们才找年轻的宦宫，这有什么罪过？”

　　同年春天，60岁的成祖还有一件倒霉的意外之灾。即在成祖与帖木儿国特使一起在京师郊外狩猎之时，从马上摔下来受了伤，而这匹马正是帖木儿国王沙哈鲁送给他的贡礼。朱棣大怒，贡使竟敢送一匹如此难以驾驭的马给他，下令官员将贡使铐起来，送往东北边塞充军，官员们则耐心地进谏成祖。所幸成祖第二天于帐中接见发抖的贡使时，心情甚好。当时贡使皆伏趴在地，不敢说话。虽然因为倒霉坠马而疼痛，成祖仍然邀请贡使与他一起骑马同行，并提到了贡马的要件。

　　他说：“既欲两国联好，择马或他贵物而献于帝王，须择最佳者。”他披着织金红缎披风，长长的胡须放在黑缎囊里。“昨日朕所乘尔等所献之马，不意马已过老，竟将朕颠仆于地。朕手受伤，变青黑色，敷金甚多，痛始稍减也。”

　　“此马乃昔日帖木尔之马。”使臣的首领沙的火者(Shadi Khwaja)说。“〔其子〕沙哈鲁王献陛下以此马，欲表示其最敬之意也。王谓贵国必以此马为马中之宝也。”想到这匹不易驾驭的马乃是16年前对手帖木尔的坐骑，成祖突然转怒为喜。非但没有罪处贡使，反而赐以大量的赏赐品。波斯方面资料的记载则有所不同，按照史家哈菲兹·阿不鲁(HāfiziAbrū)于1423年写的编年史《历史精华》(Zubdatu't Tawarikh)中的波斯资料声称，事实上是因中国官员劝阻，成祖始宽大为怀。

　　“贡使……绝不可罪责！”官员向皇帝提出告谏，“他们的君主进献好马或坏马，贡使无选择余地。而且，即使陛下把贡使碎尸万段，却无害于他们的君主。但另一方面，皇上的恶名却会在这里传开。全世界的人会说中国皇帝违背了所有惯例，把离家多年的使臣拘禁起来，并且罪惩他们。”

　　永乐十九年五月九日，狩猎意外之后未久，又有一个征兆显示上天对朱棣业已动怒，这是一个他不得不理会的征兆。

　　仲春一次暴风雨，闪电击中了新近完成的紫禁城的三大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大火在高大的朱红圆柱上迅速地延烧，精致雕琢、彩绘的藻井与支撑的斗拱皆付之一炬。拔起地面百英尺、沉重的金黄色琉璃屋顶，亦为之崩坍。无数的丝幕、帷幔及皇帝的木雕龙椅，同时也迅即化为一片灰烬。朝廷官员杨荣与数名宫阙卫士，勇敢地冲入烈焰中的建筑物，着手抢救一些文件，把它们堆在东华门外。

　　据一位目击这场火灾的波斯贡使的描述，当时火焰照耀，看起来直如“十万火把”。这份记录，也收入哈菲兹·阿不鲁的编年史《历史精华》中，他记道：这场火灾，迅速地延烧至妃嫔的住宅与朝中的衙门以及宝库，总计烧毁了“250间的房子”，并烧死了“很多男人跟女人”。大火无法控制，终夜肆虐，直至第二天下午才扑灭。

　　灰烬方才冷却，谣言即传遍紫禁城，说这场火灾早已有人推算出来。漏刻博士胡ND37E，已预言大殿将毁，且具体算出精确时刻。胡ND37E告知成祖，成祖反而为此不祥的预言勃然大怒，将其囚禁起来，并说：若届时没事，必将其于算定火灾发生的确切时辰处以死刑。根据宫中传说，时间一到，可怜的胡ND37E即服毒而亡，一小时之后，闪电果然击中了大殿。

　　朱棣为这场大火所震惊，立即至宫里的寺庙祈祷。他向上苍报告：“天帝怒我，故此焚我宫室；虽则我未作恶事：既未不孝父母，又未横施暴虐！”

　　成祖并广开言路，请官员直谏他的缺点。就如孔子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为了表示诚心，朱棣又下了另一道诏旨：

　　朕心惶惧，莫知所措，意者于敬天事神之礼，有所殆欤？或法祖有戾，而政务有乖欤？或小人在位，贤人隐遁，而善恶不分欤？或刑狱冤，滥及无辜，而曲直不辨欤？或谗慝交作，谄谀并进，而忠言不入欤？或横征暴敛，剥削掊克，而殃及田里欤？或赏罚不当，蠹财妄费，而国用无度欤？或租税太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欤？或军旅未息，征调无方，而馈饷空乏欤？或工作过度，征需繁数，而民力凋敝欤？或奸人附势，群吏弄法，抑有司NFB59茸、疲软、贪残、恣纵，而致是(火灾)欤？下厉于民，上违于天，朕之冥昧未究所由，尔文武群臣受朕委任，休戚是同，朕所行果有不当，宜条陈无隐，庶图悛改，以回天意。

　　朱棣命令暂停铸造铜钱并买办生铜、生丝及西北的马匹，以苏“民困”，“官府不急之物，暂行停止”。他豁免昔年被灾地区的一应税粮，并暂停宝船船队的远航，往诸番国的宝船修造工作亦随之停顿。

　　虽然朱棣在圣旨中不谈迁都之事，但官员们抓住这个机会陈述他们对迁都北京的关切，感觉迁都对百姓而言代价太大、负担太重。朝廷的国库现在已几乎空虚。国库空虚并非仅仅由于皇帝扩张性的外交政策，而是益以山东、湖广的饥荒与福建的瘟疫为由，后两者曾夺去了25.3万人的生命。某些地方，老百姓被迫吃野菜苟活，然而还是有许多人死于饥馑。不仅地方上壮丁难寻，同时死亡的百姓亦多未及葬殓，尸骸盈路盈野。

　　代价不赀的安南叛乱，更对帝国财政困难造成雪上加霜。这场叛乱肇因于兴造紫禁城，官方需索原木无度，以致黎利所领导的叛众，虽在永乐十七、十八年败于朝廷部队之手，但安南人仍继续在乡间进行游击战，耗费了明朝无数的士卒与财力。

　　求直言诏甫下，一时批评成祖政策的言论，毫无顾忌地涌现了。然而，求直言的时间是短暂的。来自江西古老家族的翰林院官员李时勉，告诉成祖：北京根本不是接见诸番国贡使的适当地点。

　　直至有一天，成祖按捺不住在朝殿之上对大臣们怒吼：“讪谤之徒！”大臣立即静了下来。那些曾批评迁都的官员，一个一个或流放或下狱。成祖发现有一位年轻的主事萧仪言论尤其激烈，于是将他处死。户部尚书夏原吉，因成祖的举动而忧心不已，于是迈步向前，为这场大火承担责任。

　　他说：“彼应诏无罪，惟臣等备员大臣，不能协赞大计，罪在臣等。”

　　危机逐渐过去，凡有关这场大火与兴建新都负担的议论，也随之停止。至于重建焚毁殿堂的努力，则直到15世纪中叶才告开平，朱棣派遣两万兵力，前往攻击兀良哈蒙古部落。

　　太监沐敬见到如此盲目的远征，力劝朱棣班师回北京。朱棣予以嘲讽，并羞辱他，叫他：“反蛮！”太监仍然极力劝阻。他说：“固不知谁为反蛮也！”盛怒的朱棣，下令将其就地正法，但这个太监毫无惧色。朱棣反而为之动容。

　　他说：“我家养人，若皆得此人，岂不诚有益哉！”

　　虽然兀良哈蒙古曾在朱棣追逐君权期间，站在朱棣一边，与他共同作战，但如今却反过来协助阿鲁台。明朝的军队轻易地击败兀良哈蒙古，但阿鲁台逃到外蒙古。朱棣决定放弃追逐阿鲁台，最后回到了北京。

　　然而第二年，即永乐二十一年，成祖为了追逐阿鲁台，又再度返回满是风尘的路上，前进蒙古。这次，虽然朱棣得知鞑靼已被瓦剌及东蒙古部族击败，但他的军队却连敌人的踪影都不曾见着。永乐二十二年夏天，老迈且同时又是疾病缠身的成祖，再度坚持搜寻敌人的踪迹，但仍然徒劳无功。

　　朱棣身体不佳，已有若干时日。即使在年轻的时候，就曾为寄生虫病所苦；而在永乐十二年征伐蒙古之后，他被一种叫风湿的病所折磨。若干历史记载称：成祖还患有局部麻痹，并拿道士给的金丹，参以作为兴奋剂的砷，加少量烧酒服用。因此，在他晚年，因砷中毒而慢慢趋向死亡。然而，其他的资料又宣称朱棣藐视民间疗法，说人若能“清心寡欲”，则自然可以避免疾病。据说在永乐十五年(公元一四一七年)，曾有好心的道士要给他一服药，他说：“秦皇、汉武为方士所欺，乃又欲欺朕？”

　　就在折返北京行军两月之后，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病逝”于一个叫榆木川的地方，享年64岁。可能是承认夏原吉这位户部尚书于其新近的若干愚蠢征伐所持的反对立场是正确的，他在病榻上说：“夏原吉爱我！”

　　内蒙古北部的炎热旷野上，锡制的炊具被拿来熔化，制成锡棺，放置成祖的尸体，运回北京。高层的官员与太监，对于成祖的死讯秘而不宣，直到队伍确实到了北京。成祖的尸体，移到一具楠木做的长棺木之中，并放置在紫禁城内百日。在这段服丧期间，禁止奏乐及所有宗教仪式，婚礼也遭禁止。寺庙鸣钟三万下。成祖陵寝的位址，早在永乐九年之前就已选定，位于北京西北方20英里的天寿山山脚下。徐皇后就葬在这里。就像朱元璋在南京的陵墓一样，墓冢位于一山一水之间，以防止灵魂游荡。之后，明代的13位皇帝均葬在这平缓的草原与海拔不高的丘陵地上，可以比美埃及的国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

　　当朱棣出殡的日子到来时，皇帝的尸体自午门抬出。新皇帝立于午门后方紫禁城的宫墙内。由万名军人与文官组成的队伍，在朱棣的勋臣引领下，以曲折的方式缓缓步行，走出北京城的西门，然后北向前往陵寝(译按：即长陵)，以便搞乱据称只走直线的恶灵。这样的缓步要走上两天。同一墓穴中葬了朱棣的16位妃嫔，她们或被缢死，或被迫自杀，跟他一起葬在玄宫(地宫)，这座地宫是由四座位于地下80英尺深的墓室所组成的建筑群体。古时各朝代遇有这样的日子，牲畜也会被活活杀死，与皇帝一起埋葬；但在15世纪时，则是将牲畜去皮、烹煮过后，呈献给祖宗作为食物之后才埋葬。棺椁中，皇帝的衣服、饰物、器皿及日常生活喜欢的东西，被审慎地铺在尸体周围。在地下墓室上面的地表，是一座宏伟的明楼与三座中庭连接成的享殿，此后每年两次，就在皇帝灵位面前举行仪式。而为了来生，永乐皇帝的陵墓，由一英里长的文官石雕像、武士石雕像、石兽雕像护卫着，每一尊石雕都是用个别的大花岗石雕成。脸庞庄严的朝廷文官雕像，穿着长长的官袍，戴着代表他官职的方帽，拿着代表品级的笏板，等待皇帝下达另一道训示。

　　当他的主子及朋友——成祖驾崩之时，他并不在中国。虽然成祖的圣旨中明令禁止远航，但成祖却派遣郑和与一些小侍者前往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平息继承王位的争执。此趟行程并未算在郑和所指挥的七次远航里。郑和并未自三佛齐继续远航，当他返抵国门时，朱棣那位爱好学问、46六岁的太子朱高炽，已经登基了。

　　照理讲，父子应该不会有太大不同。但朱高炽是一肥胖、不好动的孩子，欠缺他父亲的活力。朱高炽也对当军人或打仗没什么兴趣。有一回，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就在他祖父(太祖)还在世时，高炽曾与其他亲王一起被叫去校阅部队。但仅仅一下子，这孩子就一个人回到宫中，说他好冷，真的宁可吃他的早膳。

　　当朱棣在外讨伐蒙古或在北京兴建新都之际，高炽就留在南京学习政务，并受到其博学的母亲徐皇后的影响。徐皇后曾监修一套模范妇女的传记汇编《古今列女传》，而她个人则编了一本辑录儒家、佛家嘉言、故事的通俗书籍，题为《劝善书》。她曾为翰林院(士大夫的菁英机构)成员及家眷举办了一次由她主讲的演讲，借以提升翰林院在朝廷中的权力与声望。而与此同时，成祖则与陪他一起征讨、强壮又矫健的次子朱高煦愈来愈接近。有一段时间，朱棣曾考虑过要指定次子来继承皇位，然而可能是因为高炽证明了本身具有练达的治国长才，所以成祖不曾改立储君。

　　朱高炽即位之后，立即释放所有因触怒他父亲而被囚禁的官员，夏原吉与杨溥均在其中。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一群传统的儒生，包含东宫时的老师骞义，他曾强调仁政的重要性；而另一位老师杨荣，则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并自安南撤军。所有的论点，都是要撙节开支、注意“国本”，也就是说，农业才是国政的基础。耗费不赀的军事征讨与兴建新都的巨额支出，在他们看来，是损伤国本的，必须尽快更张。从实际的立场出发，这些官员维护太湖地区富庶地主的利益，帝国的田赋总额之中，这些太湖周边地主所缴纳的额度，自来极不公平。

　　夏原吉重掌户部尚书一职，且提出更进一步的保守财政政策，以控制飞涨的通货膨胀。他劝新皇帝不要挖金银矿，不要买宝石、香料、调味料及其他奢侈品，也不要继续宝船船队的远航。

　　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七日这天，朱高炽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颁下了他的第一道圣旨，当中反映了他的东宫教师及僚佐的思想：

　　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其去。但系所差内外官员，即便回京。民梢人等，各放宁家。

　　同时，“各处修造往诸番海船，悉皆停止。其各处采办铁梨木，只照依洪武年间例采办，余悉停罢。但是买办下番一应物件，并铸造铜钱，买办麝香、生铜、荒丝等物，除见买在官者，即于所在官司库交收。其未起运者，悉皆停止。各处买办诸色NBB27丝、纱罗、段匹、宝石等项，及一应物料、颜料等，并苏、杭等处续造段匹，抄造纸札，烧造瓷器，采办黎木板，及造诸品海味、果子等项，悉皆停罢。其差去人员，即便回京”。

　　儒家治术实质的运作原则，系基于陆地是帝国的太平基石。帝国的防卫，有赖于境内的长城，而不是大海。而且，孔子不是曾说过，百姓的安康较国家的利益重要吗？哪里有饥荒，国家就应在哪里赈粮。而且，向子民需索金银、宝石和其他宝物，对吗？

　　朱高炽真正是关心减轻百姓重赋之事，有一次，当其被一名持有异议的官员阻挠时，他说：“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溺，不可迟疑！”

　　由于仁宗大半的生命岁月都在南京，他计划将京师迁回南京，并将北京改为“行在”，虽然此举仅止于名义而非实质(最后，英宗在正统六年，即1441年，取消了这一更张，北京再度正式成为明朝的京城)。仁宗解除郑和宝船船队总兵的职务，让他在南京担任守备。该职是一个重要的职缺，也为太监在其他诸省领兵镇守开了先例。仁宗的大臣曾主张抑制宦官的权力，他为何会让郑和担任这个关键性的职位，令人费解。

　　事实上，郑和曾在南京住了许多年，监督宝船的建造工作。在南京城靠南边接近大清真寺的地方，他盖了一座大院和庭园。当时，南京的回教人口，估计有10万人。据说，郑和的宅第拥有72间房子，正门硕大，关门声足以让整座宅院产生共鸣。他在龙江船场周围及城墙外也拥有土地，后来将这些土地赠予过继的侄子郑灏招。这孩子无法承袭郑和的官品，但继承了这片土地，乃使他及他的子孙拥有相当财产可以自给自足。自三佛齐回来后，郑和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监督报恩寺建筑群的完工，并整修新皇帝所要居住的皇宫。

　　所有事物，都从朱棣在位时的极度进取，摆荡到另一头去。然而，即位刚满九个月，仁宗驾崩了，把皇位留给了他的太子来继承。朱高炽的暴毙，引发若干猜测，认为他是被毒死的。但宫里的雷太监说：死因是“阴阳”失调，可能是心脏衰竭。事实上，仁宗身体本有病痛。洪熙元年(1425)五月二十九日临终的那天，高炽说：希望简单的埋葬就好了。

　　他说：“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复有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

　　位于天寿山的仁宗陵墓(译按：即献陵)，仅三个月即完工，与他父皇的陵墓相较，显然简朴了许多。

　　朱高炽死得太早，在明代宫廷遗下两个强劲的集团，为权力而争斗不已。朱棣极为信任的宦官集团在宫内、宫外都掌握重要的职位，力图恢复贸易及宝船的远航，俾能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至于当时朱高炽才刚刚授命的儒家官僚，他们意图以保守、传统的方法，为皇帝重建稳定的财政；很明显的，他们的政策，并未包括老百姓的重税与危险的海上冒险。新的皇帝到底会听谁的呢？

第十章最后的航行

　　永乐十一年五月十三日这天，朱棣预定要在朝廷上接见外邦使节，他与14岁的孙子朱瞻基正谈到这件事。成祖本身极喜“对对子”，他出了标志着贡使来朝的上联“万方玉帛风云会”，要孙子也想一句符合上句格律的下联。

　　朱瞻基想了瞬间，接着对道：“一统山河日月明”。

　　这位小王子的对子，意指着一统天下，置天下于辉煌之治。当人们得知此事之后，都说这显示瞻基遗传了他祖父的雄心壮志，将来有一天登上皇帝的宝座，必定如伟大的永乐帝一样。

　　从小时候开始，朱瞻基就陪着他的祖父北行视察北京及征伐蒙古。两人变得极为亲近。瞻基不仅学得祖父的热爱骑射，同时承袭了祖父热爱帝国边境辽阔草原的遗传。朱瞻基在宣德元年(1426)，以26岁之龄继承皇位后，立即撤回其父亲的旨意，再次将京师移置于北方的北京。给予宦官重要军职的传统始于朱棣，朱瞻基沿袭这一政策，日后甚且在宫中设立了内书堂教导宦官。他遗传了朱棣对瓷器的强烈兴趣，而他本人还是一位具有相当天分的书画家。历史上称为“宣德”(意为散播仁德)皇帝的朱瞻基，他一点也没有他父亲爱好学问的儒家倾向。

　　有一回，经过一块地，那儿正好有个农人在种地，朱瞻基叫随驾人员停下来，从农人手中接过耒来。他在这块田里挖铲了几下之后，感到筋疲力尽。

　　他说：“朕三举耒，已不胜劳，况常事此乎！人言劳苦莫如农，信矣。”

　　就像乃父一样，年轻时的宣宗也赞同儒家的仁政理想。事实上，围绕在他身边的即是曾在他父亲手下担任顾问的同一批学者：兵部尚书杨士奇、户部尚书黄淮、礼部尚书金幼孜，以及审慎而保守的老臣夏原吉。前述诸人也都是他还是太孙、太子时的宫廷教师；瞻基成为皇帝之后，习惯带着一瓶酒，在不知告的情况下，去造访这些官员，与他们讨论诗词、义理或史事。在他们的劝说下，瞻基授命极具威胁的安南叛逆黎利“权署安南国事”，顺利地结束中国与南边的邻国之间耗了二十年的缠斗。不像朱棣，朱瞻基的想法是保持中国免于境外征战，甚至很少与蒙古人纠缠。经过一连串旱魃、蝗虫侵袭之后，宣宗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去豁免诸省——特别是东南各省——该年的税粮，并将百姓转输漕粮开赴北方的重担，改由军事单位来负责。

　　年轻时的宣宗，在一开始处理叔父造反一事上，表现出的宽厚态度，远超乎官员们可能要求的限度。当时，朱高煦试图仿朱棣在23年前所采取的方式夺取龙位。朱高煦谋反未成之后，朱瞻基并未将其处死，仅是将其拘禁在紫禁城内的“逍遥城”而已。直到有一次宣宗前往探视，愤懑的朱高煦用脚将他绊倒在地，宣宗终于因为这样的傲慢举动而大怒，下令将叔父处死。这是一种可怕的死刑。用铜缸覆盖在朱高煦上面，熔化的铜缸随即就将他熔掉。

　　因此，朱瞻基是他父亲与他祖父的结合体。有人说，他在朱棣的盲目扩张政策与朱高炽的呆板儒家思维之间取得了平衡，是明朝的黄金时刻，一个太平、繁荣、政治清明的时代。宣德皇帝在位时期，也出现了宝船船队最后一次灿烂远征。

　　在宣德五年(1430)，瞻基为中国朝贡贸易的明显衰落而感到忧心，而且他也意识到，安南的失守，或许将成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声望削弱的部分原因。因此，他公开誓言要重振明朝在海外的声威，再次缔造“万国来朝”的盛况。极力反对海上远征的朝臣夏原吉死后不久，宣宗即降旨进行第七次宝船船队的远航。在宣德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的《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诏》上，他说：

　　纪元宣德，咸与维新，尔诸番国远处海外，未有闻知。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

　　至于重建暹罗国与满剌加的马来王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也是这次远航的任务之一。宣宗命令郑和赍送诏敕给暹罗国国王，要求他停止骚扰满剌加。在诏敕上，宣宗斥责暹罗国国王拘禁前往明朝途中的满剌加国国王。

　　“斯岂长保富贵之道？”朱瞻基写道，“王宜恪遵朕命，睦邻通好，省谕下人，勿肆侵侮。则见王能敬天事大，保国安民，和睦邻境，以副朕同仁之心。”

　　朝廷为了准备这次的远航，花了比平常还要长的时间，因为距上一次宝船船队的远航，已经六年多了。这也将是明朝最大的一次远征，使用船只超过300艘，成员有27 500人。船只的船号，如“清和”、“长宁”、“安济”，正反映了他维持和平的任务。

　　当时郑和年已60，似乎预料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的远航。他曾树立两块石碑，以记录他先前完成的几次远航。其中一块，于宣德六年三月十四日，立于长江口的停泊处刘家港；另一块，则于宣德六年“仲冬”，立于福建沿海闽江口的长乐县太平港。名义上，这些石碑是为了答谢航海人的女神天妃于前几次远航给予庇佑。然而，郑和在石碑上刻意详细地记述他每一次远航的成就，无疑是要大家记得这些事。但是，诚如他所知，如今朝中强烈反对远航，而官方《明实录》的编纂者将如何记载远征，他毫无把握。

　　于《长乐南山寺天妃灵应记碑》上，郑和骄傲地陈述他的信念：宝船船队的远航，在“混一海宇”上，远超过历来各朝的海上成就，乃至“〔海外诸番国〕际天极地，罔不臣妾……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同时，由于现在的远航，远地之间，亦“程途可计”，正意味着远航对于中国地理知识的累积，有着价值不赀的贡献。至于赏赐这些远人方面，郑和明白地认为，远征对于扩展中国文化至海外，“宣德化而柔远人”，也有重要影响。

　　宝船的船队在宣德六年一月十九日驶离南京；之后在江苏和福建征集宝物，增添水手；最后，在大约一年之后，于宣德七年一月十二日驶离华南沿海。第一站到达越南南部的归仁。然后，船队继续航向爪哇岛北海岸的苏鲁马益、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马来半岛的满剌加国、苏门答腊岛最北端的苏门答剌国，以及锡兰国，最后在宣德七年十二月十日，抵达了印度半岛西海岸的古里国。

　　这是郑和第七次来到印度，根据他在当地的所有经验，可知那时中国人误认这个国家不仅是佛教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世界其他伟大的宗教(如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起源所在。对他们来说，印度环绕中东所有地方。据保存在《明通鉴》的资料显示，说印度分为五个国家：中、东、西、南、北。中印度为“佛国”。据说，“佛灭度六百年，而西印度之耶稣出，是曰‘天主教’。耶稣生后又六百年，而西印度之穆罕默德出，是曰‘天方教’”。早在唐朝之时，中国人已经知道天主教与伊斯兰教这两种宗教，聂斯托留派Nestorian天主教徒亦曾到访过忽必烈的宫廷。然而直到16世纪末，利玛窦(Matteo Ricci)将天主教教义的绎释刊印出来以后，中国人才对这一宗教拥有细部的知识。《明通鉴》在这段文字之后继续说：当郑和行至古里国之时，始知天方(阿拉伯地方)远在古里之西南。无论如何，根据此项资料，郑和始终认为天方是印度的一部分。

　　自古里开始，这支大船队分为数个较小的支队，太监洪保则承担前往忽鲁谟斯国及其他阿拉伯城邦与港口，并南下东非沿岸甚至远及肯尼亚麻林的重要任务。在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国，两艘宝船尝试卸货，但因为当地政局不稳，没有成功。紧接着，这两艘宝船的船长，写信给麦加的爱迷耳(酋长)与吉达(Jidda)的控制者，获得他们的应允，同意宝船前往吉达。控制这些港口的埃及苏丹，命令当地的官员，依照对待印度洋商人的惯例，以诚信对待中国人。在吉达及乳香的交易中心佐法儿国(Dhufar，中国人以其丝绸、瓷器来交换可以当作泻剂与补药的龙舌兰，古代埃及人的防腐剂，中国人认为它可以促进血气畅通的没药，用以治疗呼吸疾病的芳香树脂安息香、抗发炎药苏合香，以及中国人叫木NDC66子的一种草药(用木NDC66藤子制成，用以治疗溃疡及伤口的药膏)。当阿拉伯药典《回药方》在中国刊刻之后，中国人对于阿拉伯药材与疗法的兴趣，变得格外地热衷。

　　在《瀛涯胜览》中，马欢写到从麦加往西旅行一日，可到达麦地那。事实上，麦地那在麦加北边300英里，商队须走上十数天。他也描述在麦地那有一口出圣泉的井，航海者取这里的圣泉用以镇息海上的飓浪。然而这个叫“糁糁之泉”(Water of Zamzan)的井，其真正的所在，是在麦加的恺阿白(Kaaba)清真寺附近。马欢对麦加的大清真寺的描述则颇为精确，他说这座清真寺有四座尖塔(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所记为五座)，四周环以城垣，“其城有四百四十六门”，“皆用白玉石”为柱。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在记载中加了“蓄二黑狮”守卫恺阿白的门这段文字，狮子雕像在伊斯兰教义中是被严禁的，伊斯兰教义禁止任何有关人或动物的偶像(depiction)。

　　从郑和父亲、祖父两人名字当中的“哈只”推测，他俩曾经到过麦加朝圣。若郑和本身曾在圣地朝拜的话，则如此重要的事实，不可能不形诸文字。或许，郑和因为健康情况日差而留在古里国，不能或不愿面对长程车马劳顿、骑过沙漠的危险。马欢对于圣城的不正确及二手性质的记载，可能的推测之一是：马欢紧留在郑和身边，照顾不舒服的元帅。这个推测，我们可以从回航时，整支船队在古里会合，展开向东穿越印度洋的航程时，郑和以62之龄病逝，得到清楚的答案。海上的生命当结束于海上，这是他们家族的信仰。

　　根据伊斯兰教传统，尸体经过清洗，裹以白布。在海上，葬礼极为简单。将尸体的头，朝麦加的方向，船上的伊斯兰教徒即行吟诵、祷告：“阿拉是伟大的！阿拉是伟大的！阿拉是伟大的！……”直到最后郑和的尸体投入大海之中。遵照郑和的要求，留有鞋子和一撮头发，据说带回南京，埋在南京城外靠近佛洞的地方。今日，可借一座回回式的墓葬认出墓址，这个遗址有人看守。附近村子的农人窃窃私语说石碑之下根本什么东西也没有。“好奇的人，曾经探过郑和的墓，什么也没找着！”其中的一个农人说，“没有棺材！没有匣盒！什么也没有！”住在南京承嗣郑和的侄子的后人，也认为那里没有东西。虽然如此，凡有特殊纪念性的时节，他们还是会来这个墓穴遗址表达追思。郑和过世后不久，爪哇岛北部的三宝垄(Semarang)曾举行了一个叫ghaib的宗教仪式(这个仪式来自阿拉伯的gayb，意为“不在场”)。这是为尸体行踪不明的死者所举行的一种葬仪。礼辞在无风的爪哇海上飘着：“阿拉是伟大的！阿拉是伟大的！……”

　　宣德八年(公元一四三三年)七月，宝船船队驶进了长江口。七月二十七日，宣宗于北京颁赐品服、宝钞予宝船船队的官吏、随员。他为远航的结果感到欣悦。九月十四日，苏门答剌国、锡兰国、古里国、柯枝国、忽鲁谟斯国、佐法儿国、阿丹国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于奉天殿进贡了马、象和长颈鹿。长颈鹿再次被认为是神兽麒麟。一位来自户部的官员建议宣宗：由于麒麟是难得的佳礼，所以必须在宫廷上举行一个正式的庆贺仪式。然而，就像他祖父往昔所做的，宣宗回绝了这个请求，觉得对这一件天上的恩赐解读太多是不智的。

　　“远方之物，朕非有爱，”他说，“但念其尽诚远来，故受之。不足贺也。”

　　这年秋天，另外四只麒麟从南洋抵达中国。满剌国国王也在200多名随从陪同下一道前来。天气是格外的寒冷。宣宗赐予满剌加国诸人厚衣厚鞋，并且劝他们在春天前先待在南京。朱瞻基并非小心过度。苏门答腊国国王的弟弟，受不了中国冷冽的冬天，在北京度过寒冬之后，竟于春天死了。宣宗下令以应有的仪式与葬礼加以埋葬，并派太监王景弘赴苏门答腊国，亲自对国王表达其失去弟弟的吊唁之意。然而，在爪哇的外海，王景弘却因海难而丧生。

　　朱瞻基似乎已经完成了跟印度洋盆地建立朝贡贸易，并达到“万国来朝”的目的。紧接着宝船船队第七次远航之后的一整年，成打的国家来向宣宗纳贡；而且在宣德十年年初，宣宗于短暂不适之后即意外地病逝的当时，中国的海上霸权似乎还是像以前一样地稳固。南京的龙江船厂仍然继续运作，而且为宝船而做的案卷，直到1470年代还在。然而，随着宣德皇帝的驾崩，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形势确实有所转变；郑和的第七次远航，成了宝船船队的最后一次伟大远征。

　　起初，这一变化几乎是看不见的。贡使仍然继续到中国这块土地执行他们的任务。就在正统元年(1436)，当南京官员一再地向朝廷恳请增加工匠时，他们的请求却立即遭到驳回。朱瞻基的继任者(译按：即英宗)担心百姓的负担太大，停止了船厂的船只建造，并主张俭约的经济策略。正统二年，琉球群岛(在日本南边)的国王在进贡之后，请求英宗赐予新的冠服，而赐予冠服交付贡使原是明初以来的既定政策。琉球国王说，他拥有的那惟一的一套，已“年久朽敝”。而且，谁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再来一趟中国？尤其现在海上是“险而难”呢！然而，英宗婉拒了琉球国王的请求。次年，暹罗的贡使在出使来京途中，在广东被两名贪渎的地方官强取去金、珠、宝石等物。暹罗贡使虽然从头到尾都没有错，但他们抵达朝廷，却没有了贡品。地方官这样的行径，在永乐年间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在同一年，英宗敕谕爪哇国王，说他所遣派的“使臣”狂横，饮酒酣醉，杀死数条人命，最后自杀身亡。英宗命令：“今复遣人，其慎择之。”

　　逐渐地，帝国的朝贡体系开始走下坡。诸番国不再向皇帝倾献大量的贡品，而皇帝也吝于回赠任何赏赐。“贡使”的真实身份，从来也不曾如此暧昧过，有些简直就是盗贼和走私贩子。各省官员与地方商人渴望从对外贸易的巨大利益中分一杯羹，公然夺取要送往北京的贡品，而皇帝似乎无法(或不愿)制止。正统九年(1444)，一支大型的商业远征队，自广东前往爪哇，其中的33名走私者想必是为了让以后的生意更加顺利，留在当地。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的“亡赖”，遭到官府逮捕与治罪。

　　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性市场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并起，由其提供的舶来商品亦为一般百姓所熟悉。曾为中央独占的互市专利，已渐衰微，复因忧虑沿海各省与外国势力之间的勾结，或将进一步侵蚀中央的权威。到最后，甚至连帝国的水师，都没有能力在公海上为官方的贸易使团提供安全的通道。

　　15世纪初的极盛时期，明朝的强大水师拥有3500艘各型船舰：其中2700艘，配属于沿海四处无数的海岸巡检司；另有400艘战船，停泊于南京附近的新江口基地；还有400艘，则是武装的漕船。当时，单单浙江一省，就拥有超过700艘船舰组成的舰队。及至英宗正统五年，浙江船只的数字下降到不及先前的半数。到了15世纪中叶，该省的舰队仅及前数的一小部分。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建造双桅以上的船只，即犯死罪；世宗嘉靖四年(1525)，朝廷又下了一道圣旨，准许沿海总督、巡抚摧毁所有远洋航行的船只，并逮捕驾这些船只下海的商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倭寇高峰时期的嘉靖三十年，以多桅帆船下海即属犯罪，为了贸易目的而出海者，就更不用说了。不到一百年，全世界最强大的水师，诚如后人所了解的，下令自我毁灭。为什么？

　　答案之一和15世纪中叶朝廷的政策，以及皇帝之下的宦官与朝臣(儒家官僚)之间持续增强的紧张有关。海上航行与海上贸易，本就是宦官集团惯常涉足的范畴；对这些士大夫来说，摧毁这些海上冒险事业，即等于是截断了对手的主要权势与经济收入。

　　在朱瞻基统治期间，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两者的势力同时茁壮，也埋下了两者冲突的导火线。宣宗之世大幅提升内阁的地位，改由翰林院儒士主持，原本仅是备顾问的机构，现在一跃而为具有操纵行政事务能力的委员会，乃至对于六部待朱批的奏疏享有票拟(提出建议)之权。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朱瞻基都是直接采纳大学士的拟议。至于另一方面，朱瞻基不仅坚持宦官需入内书堂接受教育，同时也让他们掌管奏疏，致使宦官接管了官府间的往来公文，因而可以决定哪些事务该提交给皇帝处理。倘若皇帝驳回了大学士的拟议，宦官就可能采取行动攫取本身的利益。不过，朱瞻基紧紧地控制住宦官。当宣德二年、宣德六年两度发现宦官涉嫌诈财及收贿，毫不犹豫地将这些宦官以及他们的党羽处死。宣宗担心宦官可能擅改官方的文件，故坚持诏令必须经由首席大学士确认才有效力。

　　在朱瞻基本身个性与警觉目光支配之下，这两个集团的力量臻于平衡。然而，宣德十年，他以36岁之龄突然驾崩，其太子幼小，才只有7岁，根本没有能力应付他们。这个小皇帝朱祁镇在位的初期，宦官控制了厂卫机构，并增强其在军队中的监督角色，而且成为财务上的代理人。他们暗中经营私人的商业活动，提高税额，累积了巨额的财富。若有谁敢反对，宦官就将其拷打、处死或流放。年轻的皇帝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他监护人——恶名昭彰的太监王振——的厉爪，而王振就利用他身为皇城里宦官组织首领的身份，成了帝国实质上的统治者。他必须为中国历史上最羞辱的时刻负责，他将中国导入另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最后则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个方向与永乐皇帝好大喜功、大手笔的哲学相违背，同时也与宝船船队远航所代表的事物相违背。

　　王振的贪婪丝毫不受拘束。他的仓库充斥着从政府日常事务中勒索得来的各色物品。他甚至夺走本要进贡给英宗的蒙古马。同时借由将重要军职及行政职缺安插给他的朋友及家人，顺利地平息了有关他所作所为的一切反对声浪。翰林院侍讲刘球对云南、缅甸边界的军事骚动提出质疑时，王振即将其监禁并支解而死。于是，几乎无人敢再反对这名恣傲的独裁太监。

　　正统十四年，王振率领50万的中国部队前去征讨在西北边陲的蒙古。为了要等待载运其私人家当的千余辆牛车，王振在接近蒙古地界的土木堡(编按：位于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停止了英宗随行人马的前进。当时，兵部尚书邝NC277觉察到危险，要求王振继续前进，王振却怒斥他说：

　　“汝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

　　然而，就如兵部尚书邝NC277所担心的那样，数目不逾两万的蒙古骑兵迅即逼近，包围并砍杀了伴随英宗的中国先头部队。大部分宿卫英宗的部队，都惨死于快速移动的骑兵刀下。至于22岁的朱祁镇，则下马并坐在箭如雨下的地上；最后，蒙古人在不敢相信有这么好运的情况下，俘虏了英宗。王振本人则在这场战役中丧命(若干资料说他被愤懑的军官捶死)。蒙古掌握了主动权，他们本可以轻易地行进至北京。然而他们踌躇了一段时间，让中国人有足够的时间着手安排抵御事宜，并让英宗的皇弟NBD6C王即位成为景帝。

　　紧接着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件。在新皇帝首次上朝时，士大夫要求解除王振之下强而有力的宦官集团。他们坚持王振本人必须为这个历史性的灾变付出代价，家产必须充公。官员们扬言，倘若这项要求不得实现，将自杀以示抗议。

　　景帝还没有机会作出回应，一名宦官的爪牙——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指责这些官员“不成体统”。官员们对这一指斥怒不可遏，抓住了马顺。他们撕烂他的靴子，挖出他的眼珠，一会儿工夫就赤手空拳地将他打死了。另外两名在殿上的太监，也遭致同样结局。

　　景帝于惊恐中不知所措，仅是旁观。随后他立即答应了官员们的请求。一时，宦官支配朝廷的情况似乎解体了，而来自于儒士的官员们似乎大获全胜。一年之后，蒙古人送回他的皇兄；六年之后，朱祁镇在一场胆大妄为的政变中(译按：即“夺门之变”)，重新夺回了皇位。领导群臣拥立景帝的兵部尚书于谦，以叛国处死；朱祁镇下令为他宠幸的监护人、专横跋扈的王振，立了一座祠堂。

　　前述诸事对于往后中国的海上事业，影响更是深远。宦官仍继续涉足对外贸易，非官方的商人，在宦官的奥援与唆使下，牺牲官方朝贡贸易的任务，于15世纪末繁盛了起来。因而引发了官方一连串对船只大小以及平民参与海外贸易的限制。朝臣们有感于无法钳制宦官的贸易活动，觉得至少也要加以掣肘。这样的情况下所造成的悲剧，就是建造大型航海帆船的船厂被迫停工，中国人先进的航海科技终于消失。16世纪时，已经少有船匠知悉如何建造大型宝船。而枪炮的发展，也一样迟缓，乃至使得欧洲强权在火力上胜过中国，成为可能。中国人开始丧失他们超越西方的科技优势，优势从此一去不复返。

　　撇开这些政治上的纷争不管，一连串经济的因素，也对政府维持建造远航大帆船的船厂与庞大的沿海水师，造成困难。而永乐十三年大运河的开通，不再需要海上的大帆船载运南方的米粮至北方供应京师。船只建造的焦点，因此转移到河上航行的驳船。另外，在15世纪中叶，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宝钞贬值到不及其票面价值的百分之一。明朝与诸番国之间有利的交易汇率丧失了，而导致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可能系伴随皇帝被俘而来的威望丧失，以及私人贸易的大量囤积货物。就如中国的学者罗荣邦所说的：“朝廷所经营的朝贡贸易，长期以来在贸易上维持垄断，强迫诸番国接受低的价格，而且以宝钞来支付。”现在，明朝政府被迫要以市场的价格来换取所需的物品，如马匹、木材及药物。诸番国藐视宝钞，要求以特定的货品或大量的铜钱来支付。帝国的国库因此大幅短绌。

　　在15世纪，中国的税赋基准紧缩了将近一半。洪武三十一年，支撑帝国税捐的土田有850万顷(1.2亿)。一百年后，税赋基准缩减到土田420万顷(5900万英亩)。这并非仅是出于正统十三年的黄河泛滥成灾，造成百万人流离失所、数千英亩土地荒芜而已，它还掺杂着富人设法逃避赋税与猖獗的贪污舞弊等因素。

　　第三个造成明朝水师衰落的因素，是英宗被俘之后，蒙古威胁的持续增加。政府有限的军事资源，被从海岸调往长城以北的边境去防守这一传统的困扰地带。俺答汗的统一东西蒙古，对明朝造成了该世纪最大的威胁。就这样，双方展开了一波波消耗性的抄掠与反抄掠，最后在满洲人成功入侵明朝，以及明朝在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达到高潮。

　　▲永乐十三年大运河的重开，是道致明朝水师衰落的部分原因。由于大运河的重开，造船的重点逐渐从建造远洋航行的大帆船，转移到平底的漕船(见上图)，就是这种漕船载运漕粮前往位于北京的新首都。

　　而且，就像军队回复到他们畏缩与采取守势的心态一样，平民百姓也从冒险的思维方式中撤退。士大夫为了艰难的科举考试，着重经典的记诵，对创造力或对外国的任何事物有所兴趣并不鼓励。翰林院官员在15世纪中叶发展出一种观点：中国以其礼仪教化即足以“绥服”他国；国家无须急于进行对外贸易或对外征伐。

　　宣德三年(1428)，翰林院官员(大学士)杨士奇，于赞成中国撤离安南时说：“何用与此豺豕辈较得失耶！”而在两年之前，黄骥亦曾于劝告宣宗放弃派遣宝船远征诸番国时说：“使中国之民休息，俾各事其职于士农。”并说：“远人心悦臣服，远地同风，吾朝必传万岁。”译注。

　　这样的想法，与廖永忠(洪武皇帝的一名官员)的想法形成强烈的对比。廖永忠曾在明初洪武六年(1373)说：“造海舟，翦捕此寇(译按：即倭夷)以奠生民，德至盛也。”

　　成化十三年(公元1377年)，是复苏中国航海事业最后一次的尝试。身兼东厂首领，权势掀天的太监汪直，曾经索取郑和的航海日志，试图激起当时人对海上远征的兴趣。兵部郎中刘大夏将郑和的文件从档案中先行抽走公元一四七七年(根据若干史书的记载，有些说他把文件藏了起来，有些则说把它烧了)。刘大夏指斥这些文件“恢诡怪谲，辽绝耳目”，并说宝船带回国的地方物产，如“ND67C酱、邛杖(竹杖)、蒲桃(葡萄)、涂林(石榴)、大鸟蛋(鸵鸟蛋)”，对国家毫无益处。刘大夏报告他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项忠，说郑和远征的水程图已“失”。

　　“库中案卷，宁能失去？”项忠怀疑地说。

　　刘大夏回答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向追究其有无哉！”

　　项忠现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他自座位上起立，说：“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

　　郑和及其远航航行日志的丧失，是当时中国内部冲突的另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在士大夫的看法，跟宦官联结在一起的对外贸易以及与外面世界的接触，对帝国来说完全是不经济与浪费的。与外面世界接触的需求，意味着中国本身需要海外来的东西，也意味着中国并不强盛，无法自给自足。仅只披露需求，非天朝所当为。

　　讽刺的是：中国从海上撤退之际，正值欧洲强权离开地中海安全的避风港，一步一步向前冒险，试图发现一条到达远东的通道之时。在两个世纪之前，马可·波罗的契丹(Cathay：译按：指中国)及香料群岛之旅，以及当地令人难以想像的富裕情况，点燃了欧洲人的幻想。1440年代，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缓缓向前移动，寻觅着通往中国的通路。孝宗弘治元年(1488)，狄亚士(Bartolomeu Dias)绕过了好望角。弘治十一年，达·迦马(Vasco da Gama)终于到达了印度的古里。弘治五年，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事实上是想循着马可·波罗旅行的路线前往中国，却在前往中国的途中，意外地遇上了另一块大陆不期的阻隔。直到去世之时，哥伦布仍然坚信他所到的诸岛屿，事实上就是位于亚洲海岸外海的群岛。一直要到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才完成了哥伦布西航以达中国海的梦想。

　　中国自愿放弃其对南洋的兴趣，在欧洲并非无人注意。传教士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认为那是一件好事，对此，扩张中的欧洲强权应该加以注意。万历十三年(1585)，他在其所著的中国史之中写道：

　　〔中国人〕从经验中发现，离开本土去征服别国，侵害他人及这一类事情，要损失很多人，耗费大量钱财，还要不断花力量和劳力去维持得到的地方，恐怕再失掉。而在他们忙于新的征服时，他们的敌人鞑靼人和邻近其他侯王就骚扰和侵犯他们，造成很大的损失……他们认为需要为安宁和利益……放弃他们在外国取得和征服的一切土地，而特别是那些遥远的土地。从此以后，再不跟任何地方打仗。

　　门多萨尝警告说，殖民主义将徒劳无功，然而在那个时代并未受到注意。欧洲为了建立殖民帝国，浪费了额外的300年。

　　自16世纪一开始，中国即饱受日本海盗破坏性的侵袭之苦。有时候，倭寇(轻蔑的中国字眼“倭寇”，意为“矮鬼子海盗”，或指日本人)还在岸上的同党协助下，占领整座村庄，肆行劫掠，令村民惶惶不可终日。地方上的商人与平民虽付出心力以求保护自己，但在大部分地区，倭寇还是来去自如。先前中国海的主人，现在则任掠夺者与匪徒宰割。

作者：马甲乙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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