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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当中国称霸海上 之一 转贴 严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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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当中国称霸海上 之一 转贴 严重推荐   
所跟贴 当中国称霸海上 之二 -- 马甲乙 - (19552 Byte) 2006-2-10 周五, 23:34 (256 reads)
马甲乙




头衔: 海归准将

头衔: 海归准将


加入时间: 2005/05/06
文章: 1007
来自: 乡下
海归分: 114726





文章标题: 当中国称霸海上时 之三 (319 reads)      时间: 2006-2-10 周五, 23:36   

作者:马甲乙海归茶馆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三章 俘虏与王子


  绵延数百英里的高原,从西藏的喜马拉雅山向东延伸,穿过四川南部到达云南。这片高原地带的地势崎岖不平,山峦起伏,其间海拔超过1.5万英尺的峰顶终年积雪,不利航行的河流曲折地穿梭过陡峭的峡谷。包围着高原的是茂密的雨林,横亘着的是狭窄又泥泞的道路与摇晃的竹桥。数百年来,因为地形的特性,当地的交通极其艰困而且危险,云南与当地的百姓也就因此而被孤立于中原之外。

  忽必烈大汗曾经在征伐缅甸失利的过程中,因为瘴疠而在云南损失了半数以上的军士,而公元1368汉人推翻元朝,最后残余的蒙古部队也是撤退到这里。洪武七年(1374),中国新的统治者明太祖朱元璋,派遣使节到云南,要求蒙古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接受明朝的统治。但是蒙古的梁王杀害使节,公然拒绝明帝的要求,其后的外交努力也以失败收场。太祖终于在洪武十四年(1381)失去了耐性,命令能征善战的将领傅友德,率领30万的大军攻入云南,征服蒙古人。洪武十五年,明朝占领了云南的省会昆明,而反抗的梁王及其将领,在被俘之前以自杀结束生命。

  明朝的军队在云南之役中对待敌人手下毫不留情,估计残杀了大约6万的苗、瑶部民,以及无数的蒙古人。中国自公元前1000年以来,就存在着将囚犯的孩子去势这样的习俗。数以千计的男孩——有些才只有9岁或10岁——被剥光衣服,用利刃施以残忍的手术,割去阴茎和睾丸,然后在尿道上插入栓子。数以百计的男孩无法痊愈,因感染和缺乏照顾而死亡。存活下来的男孩就送到京城,在宫里当宦官。

  明朝的军队在云南所掳来的俘虏当中,有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马姓男孩。当征南将军傅友德与他的军队在路上偶然遇到这个10岁的男孩时,就问他有关那位想当中国皇帝的蒙古亲王的下落。

  这个男孩回答说:“他跳湖了!”

  “真的吗?”傅友德问。

  傅友德觉得这个男孩聪明伶俐,即使他知道实情,也可能会加以隐瞒,而且还有胆量敢这样回答一位将军。因此他俘虏了这个男孩。在3年后的洪武十七年(1385),当时25岁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担任傅友德的副手,而这个男孩在净身之后就被安置在这位王子的家中做近侍。

  皇宫生活的礼仪,通常会造成皇室成员与宦官之间的距离。然而在这之后的10年间,燕王与服侍他的青年太监郑和,为了追剿蒙古叛军,在帝国边境的军营中朝夕相处,培养出了终身的友谊。

  云南之役是朱棣第一次的战争体验。体格强健、英气勃发、精力旺盛的年轻王子,随后住进前朝位于北平(元代称为大都)的皇宫,同时他的父皇朱元璋赋予他防守北疆的任务。北平的军团在职权上的划分,是由皇帝的老友同时也是皇帝手下阶级最高的大将军徐达所统率,傅友德与燕王也在其麾下。

  在推翻蒙古人统治的斗争中,徐达是朱元璋最亲密的战友;而且在朱元璋被敌军俘虏时,曾经是他的代理人。皇帝本人是来自华中安徽的农村孤儿。他曾在佛寺里待了几年,在那里学会了读书,并且有机会接触儒家经典。他个儿高、鼻子又大又扁,戽斗,举止严肃而紧张,让人一见到他立刻就肃然起敬。几年之后,朱元璋成为反抗元朝的一分子,他与其他叛军领袖最大的不同,就在他不抢、不杀平民,反而寻求学者的建言。

  朱元璋认为他抗元的军事行动能够成功,大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他所虔诚祈祷的山神及河神的保佑。他相信他那曾是巫者的祖父有能力说服水神降雨。因此,不久之后,当他登基而为新王朝冠上“明”(意指前途光明或照亮世界)的国号时,他把对自然神灵的崇信立为国教,地位在佛教和道教之上。但也就因为他相信不管是在护城河、在城墙,或者是在河流,到处都有无所不在的神灵,所以他也相信某人、某个地方总是在密谋反对他。他不信任任何人,甚至连他最亲密的伙伴也不例外。他坐上龙椅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布下层层的监视网来查探他的部属,并且实施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每一户人家必须列出住在同一户里面所有人的姓名、年龄和职业。而相邻的各户,彼此奉命互相监视。

  马皇后在朱元璋起兵抗元之际和他结婚,调和丈夫的偏执个性,为囚犯争取较合理的对待方式,并鼓励丈夫积存粮食以便在紧急的时候帮助百姓。有一次,朱元璋指责她太照顾农民,马皇后反驳说:“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事实上,她的确如此。她为朱元璋的士兵缝纫衣物,至正二十年(1360)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为了奖赏在战场最前线的忠勇之士,她将丈夫所储备的金银发给了他们。

  当朱元璋权力逐渐高涨时,他纳入为数众多的妃嫔,有些是蒙古人,有些是高丽人,并且成为26个儿子和16个女儿的父亲。马皇后仅育有四子,虽然谣传她不孕,并未产下任何皇子。她确实不是后来篡夺皇位的燕王朱棣的生母。据传朱棣是元朝最后一个皇帝的儿子。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当朱元璋进入蒙古的京城大都时,他发现一个年轻的公主——元顺帝妥NEF64帖睦尔的妃子之一,蒙古人可能在撤退时抛弃了她或者根本遗忘了她的存在,而把她留在大都。朱元璋收她为妃,而她也从没说过自己在当时已怀了身孕。当她产下朱棣之后,不知情的朱元璋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事实上,朱棣可能是太祖一个地位较低的妃嫔所生的早产儿。这件不幸的意外事件,对皇帝来说是个羞辱,因此这位妃嫔被处以一种叫做穿“铁裙”的中国酷刑。这位年轻的女子先前已经因为难产而体质虚弱,又在寒冷的户外穿着“铁裙”而动弹不得,最后终于饱受风霜而死。

  下定决心要建立合乎正统的朝廷来克服自己卑微的出身,朱元璋邀请4位元朝著名的儒者来到南京,除了为这个毫无经验的新兴革命政权服务之外,并负责教育皇子与内廷官员各种礼仪。当时一座道教的寺院,就临时被改成小型的宫殿,官员们在此学习宫廷礼仪,并且在扮演皇帝的测试者面前演练3天。

  朱元璋向其中的一个儒者宋濂询问道:“帝王之学,何书为要?”宋濂的回答是宋代学者真德秀对于《大学》的诠释——《大学衍义》。于是明太祖把这本书节录在皇宫的墙上,不时集合朝臣围着这些章句,请宋濂为大家讲解。至于皇子们,还得学习可以作为道德行为指南的歌谣集《诗经》、作为贤君懿行范本的古代帝王诰命总集《书经》,以及由孔子所编辑的鲁国(位于今日山东省)历史,同时也是孔子对政治行为加以道德评判的《春秋》。

  皇子们透过“卧冰求鲤”的故事,学习儒家所强调的孝道:有一位继母在丈夫面前一再地责备前妻所生的儿子。虽然这个孩子时常被虐待,但他还是竭尽所能让继母高兴。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脱掉衣服躺在冰冻的湖面上,只为了融化冰块,帮继母取得一条新鲜的鱼。

  有一回,太祖发现他的儿子之中,有一个因为上课不专心,被老师施以敲头的处分,太祖大怒。当太祖准备采取行动惩治这位宫廷教师时,马皇后出面阻止。马皇后劝她的丈夫说:“织锦之时,必经剪裁;犹如小儿上学,需施以罚。”朱元璋才勉强作罢。

  朱元璋反复无常的脾气,有时候也会直接发泄在他的妃嫔身上,这时统摄后宫的马皇后也会出面干预。有一次,她假装比太祖还要生气,准备将触犯天威的妃嫔送到宫正司治罪。

  太祖问她:“你为何要干涉此事?”

  “陛下正在气头上,处罚可能会太重。”她说,“宫正司会根据她犯罪的轻重做公正的处置。所有的罪犯都不该由陛下审判,应该交由适当的机构审理。”

  太祖又问:“那你为什么生这个女人的气?”

  她回答:“为了平息陛下的怒气!”

  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子朱标去世之后,太祖在舍自己心目中最能干的32岁皇子朱棣不立而指定当时14岁、温文儒雅的长孙朱允NB938作为皇储的过程中,的确有些迟疑。据说,从早年就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差异,但我们不能确定传言朱棣比较优异的故事是不是真的,说不定那只是后来朱棣修改《明太祖实录》的产物。话说有一天,朱元璋出了一句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让朱允NB938与朱棣两人分别接着对下联。

  朱允NB938对的句子“雨打羊毛一片毡”有点乏味,而朱棣则说“日照龙鳞万点金”。若是诗句可以反映个性的本质,那么朱棣的诗句中看得出强烈而乐观的心志,让太祖印象深刻。

  不过朱元璋的侍臣劝他不要立朱棣为皇储。他们说这样会造成皇子间兄弟失和,使国家发生内战。不太放心皇孙能力的朱元璋,在晚年的时候,为了拔除帝国内可能威胁继承者皇位的人而发起整肃运动。大约1.5万名文官与忠诚的军事将领,在太祖的疯狂整肃行动中遭到处决。即使是忠心耿耿的傅友德,也受到太祖猜疑而被召回南京定罪。根据记载,傅友德在惊愕的满朝文武官员面前交出两个儿子的首级后,自刎而死。

  据说朱元璋在经过这次大整肃之后,曾经拿一支长满利刺的棘杖,放在皇太孙的面前,要他拿起来。朱允NB938犹豫。太祖说:“我已经把棘杖上的利刺都拔光了才交给你。我还能帮你做得更多吗?”

  昆阳位于云南中部的昆明正南方。马和是昆阳一个伊斯兰教家庭的次子。他的父亲与祖父都叫马哈只,有这个名字就表示他们两个都曾经到过麦加朝圣。这个家族何时来到云南,无法确定,但他们应该是元朝初年涌入云南的众多伊斯兰教徒之一。他们自称是成吉思汗部队里某个军官的亲戚,这个军官曾经辅佐大汗占领云南,并且在至元十一年(1274)受命治理云南。

  虽然早在8世纪,伊斯兰教徒就已经循着陆路和海路进入中国,并在广州、泉州的沿海口岸落脚;但直到元朝初年,才有各国的伊斯兰教徒大批涌入。当时阿拉伯人、波斯人、改信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以及畏吾儿人(编按:即今维吾尔人),散居于帝国境内各地。这种情况前所未有。成吉思汗在当时横扫撒马尔罕(Samarkand)、巴剌黑(Balkh)、哈烈(Herat)和其他的中亚城市,因此征召了许多当地有学问的人进入行政部门,并吸收许多伊斯兰教徒在元朝的宫廷里服务。

  我们不晓得马和的父亲马哈只当时是在云南服务还是帮助蒙古军队,或者是在改朝换代的纷乱中被捕。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在洪武十四年(1381),37岁的时候死亡或者被杀,是年他的次子马和成了俘虏,长子文铭把父亲葬在昆明城外;而且几年后,当马和在皇帝面前权势上升时,他为父亲立了一块墓志铭,记载着先考的丰功伟业:

  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公生而魁岸奇伟,风裁凛凛可畏,不肯枉己附人;人有过,辄面斥无隐。性尤好善,遇贫困及鳏寡无依者,恒护周给,未尝有倦容,以故乡党靡不称公为长者。娶温氏,有妇德。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公勤明敏,谦恭谨密,不避劳黗,缙绅咸称誉焉。呜呼!观其子而公之积累于平日,与义方之训,可见矣。公生于甲申年(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十二月初九日,卒于洪武壬戌(洪武十五年,1382年)七月初三日,享年39岁。长子文铭奉柩安厝于宝山乡和代村之原,礼也。铭曰:身处乎边陲而服礼义之习,分安乎民庶而存惠泽之施,宜其余庆深长而有子光显于当时也。永乐三年(1405)端阳日

  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撰

  郑和住在北平燕王的家中,如果是在首都南京他可能无法受到这么好的教育。在北平人们叫他“三宝”。明太祖不信任宦官,曾经说:“此辈勿赋以重任,其数毋令过多。”见《明史》,卷七四,《职官三·宦官》,页一八二六。在洪武十七年(1384),据说他挂了一块牌子在宫门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同时他认为最好不要让宦官识字。

  官官制度开始建立在汉朝,目的在于为皇室管理家务,并使机密不致流落民间。像土耳其一样,这些宦官被托付以保护皇室女眷和维护皇室血统纯正的任务。虽然明初的宦官是不识字的,但是他们是皇家习俗及宫廷礼仪的守护者,教导皇子们像外交礼、节餐桌上的礼仪以及性行为方面的事情。燕王在16岁迎娶大将军徐达14岁的女儿之前,可能曾经由一位宦官引进一处宫苑,那里有男人、女人和野兽交媾的浮屠雕像。

  在朱元璋手下,宦官由12个管理职务或者部门所组成,分别职掌有关膳食供应、奏章、库坛营建、御马房以及军需用品等事务。其中最高的职位是司礼监,由3名太监组成,负责指定所有宦官的职务,并且选派宦官执行特殊的任务。朱元璋终究还是发现所有的太监都不识字有其不便,于是违背自己定的规矩,让少数能干的太监识字,在御用监中掌管奏章。

  马和是在青春期之前就被去势,这种太监被称做“童净”,意思是“从孩童以来就纯净无暇”。他们特别受到宫女们的喜爱,而且举止有些像小女孩子那样的倾向。据说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会发出尖锐而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声音,个性神经质而多愁善感,易怒易哭。马和很明显地跟这些刻板印象完全不同。家谱上记载他“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音洪亮。有智略,知兵习战”。虽然夸张了一些(而且中国的尺比西方的英尺要小),不过仍然给人家一种体形魁梧、威风凛凛的印象。而且据说他还读过《论语》和《孟子》。另一方面,从云南之役开始,他一直伴随着燕王的军队东征西讨,学习用兵之术,与主人并肩作战,最后终于在1390年代对抗北方草原地带蒙古人的战役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像他的父亲一样,朱棣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人,也因为得自父亲的遗传,这个技能是他获得及保有帝位不可或缺的要素。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冬季,朱棣受命阻挡南犯的蒙古军队,当他第一次接受皇命带领大军对抗狡猾的蒙古领袖乃儿不花时,就证明了朱棣在各方面的能力。

  被逐出中土的蒙古残余部队,对中国的城镇和边境前哨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发动他们最拿手的游击战,随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撤离,回到安全而无边无际的蒙古草原,他们的踪迹到了草原也就随风而逝。他们可以离开羊群生活数月,时常拔营寻找牧地,从这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赶着健壮的小马不断迁徙。而明朝的部队,本身就背负着后勤补给品的绵长车队,移动的速度很慢,时常在见到敌人或者投入战斗之前,就已经精疲力竭。冬天的战斗更是危险,所以很少尝试。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二日,朱棣由20岁的马和陪伴,率领部队由北平出发。朱棣知道乃儿不花一定会以为在这种季节局势很安稳,因为当时天候异常地冷,蒙古人绝对想不到他们会追来。事实上,当朱棣的部队经过现在长城上的古北口时,在军士间散布着一种对于任务的不确定感。当他们来到这片风沙漫天的不毛之地时,眼前只有延绵不断的地平线,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不太愿意继续前进。他们心里想,在这种天气中前进,是一种疯狂的行径!

  明朝的骑兵穿着蒙古式样的服装:长筒皮靴、宽松的裤子,以及前头敞开以便于驾驭马匹的红色短甲衣。他们头上戴的是紧贴脑袋的铁盔,后头连着像马尾的红穗子,甲衣外面还披上铁制或铜制的三角形护胸。他们的皮护肩、护膝和宽大的皮带上面,皆以巨大野兽的头像作为造型,使他们看起来好像有猛兽附身一样。

  朱棣勒马停下,召集他的将领们围过来,宣布他的计划是先派遣斥候寻找乃儿不花的踪迹,并搜集蒙古军营相关的资讯。他们不是漫无目的地大海捞针,而是直捣蒙古人巢穴,这次的攻击是经过审慎计划的行动。

  当斥候迅速地离开之后,部队继续前进。不久,斥候在刚刚跨越蒙古边界附近的迤都,发现了蒙古军的主要营帐。就在朱棣快马加鞭朝迤都前进时,下起漫天的大雪,白茫茫的银絮覆盖了沙漠。士兵们的情绪再度陷入恐惧。

  “天气如此恶劣,敌人必不料我至。”朱棣诫谕将领们,“趁雪速进,正可出奇制胜。”

  于是部队又继续前进,而当他们接近蒙古营地时,朱棣命令所有的人都躲在沙丘后面。朱棣手上有一个秘密武器,也就是蒙古将领观童,他在数个月之前被明朝军队俘获,是乃儿不花的挚友。朱棣派遣这位蒙古将领去跟蒙古领袖会面。乃儿不花见到老友感到很惊讶,眼泪不禁流下。正当两人互相拥抱,开始谈话之际,朱棣下令士兵逼近,包围蒙古营帐。

  当乃儿不花发觉中计,跳上马背准备逃走时,他被观童拦住,告知朱棣的计谋。乃儿不花眼见无路可逃,只好投降。燕王以礼对待蒙古领袖,当晚并准备了盛宴款待全军及其家属。在尽情吃喝之后,次日许多蒙古军纷纷决定归附朱棣的阵营。这场不见血光的胜利,让燕王赢得南京方面的赞赏,同时也让某些人忧虑。太祖得意地宣布,他一直担心的北边防务安全问题终于获得解决;但太子的谋臣,却默默地担心燕王的军权逐渐扩张。

  7年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号“洪武”,揭示着“强大武力”的朱元璋,以71岁高龄去世。由于害怕诸皇子借丧礼的机会聚集京师,对皇太孙不利,互执干戈,他在死前下令,所有人留在各自的封地,无论任何情况,都不准奔丧。朱元璋陵寝(译按:即明孝陵)的位置,在他在位初期就已开始审慎地评估,最后定址于南京正东的紫金山缓坡上(编按:紫金山今改名钟山,该处缓坡称独龙阜玩珠峰),陵寝的前面有一条小溪流过,溪水蜿蜒萦绕全山。从此,太祖的灵魂长埋于山川之间,无法在死后漫游,给子孙带来不安与麻烦。

  两排野兽、武士及文官造型的巨大石雕像,从山脚下一路安放到陵寝前,成双成对地夹道而立,永远都在“守卫”着墓主。人们相信邪魔只走笔直的路,所以这条长度有1英里的迂回神道,扮演着阻挠邪魔的角色。扶棺者与太祖的42位妃嫔都一起殉葬。殉葬的妃嫔,有的被活埋,有的被刀刃封喉。人们相信灵魂在人死后还是有世俗的需求,所以陵寝中仍埋入经过去皮、烹煮之后的猪肉和羊肉等食物,飨宴着太祖的魂魄。

  关于燕王朱棣是逼迫对其21岁、雅好儒学的侄子发动内战,抑或是他本身经由非法扩张其军权,有意挑起一场叛乱,存在着许多争议。事实可能就介于这两种说法之间。官方的历史资料的确有记载,惠帝朱允NB938在即位之后,采取“削藩”政策,也就是说,意图削弱诸皇叔的护卫兵力。燕王朱棣的兄弟一个个被软禁在自己家里,罢除权力并夺去兵权。湘王朱柏是朱元璋最能干的儿子之一,他拒绝惠帝的传召与回复莫须有的指控,并在盛怒之下,放火焚毁了位于荆州的王府,烧死所有的家人,然后骑着马冲入火海之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明代南京城平面图

  建文元年(1399),惠帝朱允NB938即位的次年,五位最有权力的皇叔被削夺了实权,另外有两位则是自然死亡。剩下的其他亲王,除了在北平的燕王之外,都因为年纪太小或者影响力不够,无法对惠帝产生威胁。朱棣遵从父亲的旨意,在丧礼之后就没有离开封地,于是被孤立在外。为了给自己时间决定日后的做法,他假装精神错乱。他在北平的街道上大吼大叫,偷取食物和酒,睡在阴沟里面。有一次他连续多日意志消沉,不愿见任何人。天气温暖的时候,他坐在火炉边,边发抖边抱怨天气冷。不过这一切都是障眼法,要让惠帝认为他已经生病而不再具有威胁性。

  早在那年夏天,朱棣就请求惠帝让他在南京皇宫中的三个儿子回到他的身边。为了不让朱棣偏执狂的毛病再发,惠帝允准他的三个儿子回家。这是朱允NB938最大的错误。既然儿子已经回到身边,假如受到惠帝的挑衅,朱棣就可以毫无顾忌地采取行动。不久之后,他果然受到挑衅。

  七月间,惠帝派了一小队兵力到北平,来拘捕两名涉及可疑活动的朱棣将领。起初,朱棣同意把这两名将领交给朱允NB938的特使,不过后来,他策划一个大胆的行动,诱拐特使单独进入王府内,将他们拿下,就地处死。在朝廷正式追究这件事之前,燕王朱棣率先宣布了“奉天靖难”的意图。“奉天靖难”意思就是“顺应天意消除朝廷的障碍”。他不提叛乱,而以铲除围绕在侄子身边的“奸”臣自居。他特别留意两个儒臣,谴责他们改变开国者朱元璋的政策,并导引惠帝攻击诸王。

  在对北平军民演说时,他呼吁惠帝:

  奸臣齐泰、黄子澄包藏祸心,黙、黚、柏、桂、NCF46五弟,不数年间,并见削夺。柏尤可怜,阖室自焚。圣仁在上,胡宁忍此!……譬伐大树,先剪附枝。亲藩既灭,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睹《祖训》有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臣谨俯伏俟命。

  在这段话当中,高尚的动机掩饰了燕王的真正野心。跟朱允NB938相比,他自认是继承父亲皇位的最佳人选。事实上,他也真的是英明强干。看相的不是说他走路的样子就像“龙行虎步”吗?而且,反叛的想法不只在他的心中已经萦回许久,他身边的人也有这种想法,特别是他的谋士,擅长兵法的僧人道衍,就曾经讥讽惠帝,说他“生性仁柔”。道衍早就开始在宫苑之中,秘密训练了八百名特别的攻坚部队。他很聪明,在宫苑里养了一群叫声很大的鹅跟鸭,以掩盖部队操演的声音。然而,燕王感到纳闷,这是攻击的好时机吗?还是他操之过急了呢?

  在朱棣拿下惠帝派来的使者的当晚,一阵狂风暴雨袭击了北平。燕王王府的屋瓦因此被扫落,朱棣以为这是上天要他覆亡的征兆。不过道衍向朱棣再三保证,告诉他这反而是惠帝灭亡的预兆。

  “殿下没听说过吗?”他说,“‘飞龙在天,从以风雨’,屋瓦坠地,这是上天示意,要殿下移居黄瓦屋(皇宫)了。”

  起初,惠帝对燕王的叛乱并不很在意,照常处理例行事务。他决定给予地方较大的权限,并且不像他的祖父一样施行恐怖统治。他释放了开国之初就入狱的一些政治犯,撤销一些惩罚性的税赋。然而,由于可能帮助朱允NB938的良将,大部分在朱元璋最后一次疯狂整肃中被杀,因此朝中已无良将有能力平定这场叛乱。第一支受命攻击朱棣的朝廷军队尽管数量庞大,但在北方的战场处处失利。惠帝不知是出自于心地仁慈或者个性天真,竟然下令部队不准杀害燕王。朱棣知悉此事,便利用这个弱点。

  朱棣又再一次以突袭的战略让敌人大吃一惊。当惠帝的部队正在河北饮酒庆祝中秋节时,几千名朱棣的部队在午夜展开攻击,消灭了8000名朝廷的士兵。由于朱棣的部队以一种奇特的潜水战略发动攻击,剩下的1万名朝廷的军队,不久之后也被俘虏了。朱棣的人在一座桥梁附近躲在水底,以芦管呼吸,对头上经过的朝廷的军队发动奇袭。这些攻击行动不但瘫痪了朝廷军队的武力,同时也打败了这支多达13万的大军。

  然而到了晚秋,惠帝派出第二波阵容更为庞大,估计大约有50万的大军,前去北方拿下北平。但是这支部队在南京出发时,穿的是夏季的军装,在没有事先准备之下遭遇北方的冰雪。虽然朝廷军队的士兵穿着草鞋感到非常寒冷,但还是发动攻击,万箭齐发射向北平城。当时燕王跟他的部队正在城外操演,北平的妇女登上城墙,勇敢地向来犯者砸锅碗瓢盆,一直到男人们赶回来帮忙。北平是守住了,而朝廷的军队损伤了大约20万。

  建文三年(1401)春季,朝廷的军队再度集结,他们使用破坏力强大的火铳,发动压倒性的攻击。朱棣在这场战役中损失了好几名将领,数以千计的部队,包括燕王本人,也仅能勉强地从攻击中逃脱。在山东,朱棣发觉他本身被敌人的骑兵团团包围,马也受了伤,仅能靠归附的蒙古军大胆冲锋,才得以脱困。经由道衍劝告,燕王撤回北平让部队休养生息。这是他反叛以来的低潮。到了这个时候,两方都不再低估对方。战况陷入了僵局。

  朱棣出乎意料地得到宫中太监的奥援。惠帝为了防止宦官滥用职权,禁止宦官在宫城之外办理公务。感到不满的宦官们,从南京逃往北平燕王的王府。他们跟燕王泄露了有关京师防务方面的秘密,指出京师的防卫兵力其实相当薄弱。他们还建议燕王:安徽的凤阳与江苏的淮安驻有重兵,最好避开。燕王高兴极了。这给了他所需要的鼓励,让他可以挥兵南下,攻克南京。

  这场大胆的战役在建文四年(1402)元月展开。朱棣带着将领之一马和,沿着大运河向南,夺取粮船,切断重要城市的运输线。他避过重兵驻守的防御据点,仅攻占兵力薄弱的城镇,有时甚至不费一兵一卒。在安徽灵璧跟朝廷的军队遭遇时,朝廷的兵马因为大炮放出的信号搞错,提早冲出防护的战壕,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下,使朱棣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从此清除了穿越长江的障碍,包围首都南京。

  环绕南京的巨大城墙,周长15英里、高36英尺,城顶宽21英尺。整座城有四道城门(译按:这里指的是聚宝门有四道NCECD门),由禁军防守。这些士兵就住在城墙里的狭长营房(译按:即藏兵洞)里。明朝城墙守军的纪律,十分严格。当哨的卫兵,不得擅离岗哨五步之外;擅离岗位者,就地正法。若逃亡的话,除逃亡者处死之外,其他同伍的四人,亦因未尽劝阻之责,陪同逃亡者连坐,一起处决。另外,卫兵若敢闲聊者,割耳处分。

  尽管朱棣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要打下南京城,但还是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然而惠帝身边的官员对皇帝的忠诚,已经开始瓦解。在朱棣抵达南京城郊后不久,两位朝廷的将领到燕王的营帐,讨论和平解决的方式,并商谈弃城投降的秘密协定。建文四年七月十三日,获得胜利的朱棣和他的军队大步迈入了金川门。

  燕王发现宫殿陷入一片火海,于是命令一名太监前去调查。太监发现了皇后与太子烧焦的尸体。另外一具烧得难以辨认的尸体,一般相信就是惠帝。然而,即使在七月十八日这3具尸体埋葬的前夕,朱允NB938还在人间的谣言还是四处弥漫。

  当燕王逼近南京时,有一种传言说:某个朝臣催促朱允NB938打开祖父留给他的朱红锦盒。太祖在驾崩之前规定,惟有在紧急的时刻才能打开锦盒。锦盒里放着3名和尚出家入佛门的证明度牒,度牒上有“应文”、“应武”和“应贤”3个名字。上面指示:“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方。”锦盒里也放着和尚使用的袈裟、僧帽、僧鞋,以及落发用的剃刀。

  根据这则故事,惠帝打扮成和尚,带着几个忠心的跟随者,来到鬼门,见一艘小船系在水边,神乐观的道士王升在那里等候,他说太祖托梦要他来帮助他们。于是,惠帝就这样逃出去了。据说这3个和尚从来没有离开惠帝身边,其他还有20个人假扮成各式各样的人在路途之中来回奔走,帮惠帝准备衣食等各项事宜。

  ▲朱棣选择“永乐”——意指“永远欢乐”——这个称号,做为其在位时期的年号

  在南京城沦陷之前,极力主张削弱燕王势力的两名顾命大臣——齐泰及黄子澄,曾经设法秘密逃出南京城。齐泰用墨水将他的白马涂黑,由于墨汁随着马匹身上的汗水脱落,他还是被认了出来,遭到逮捕的命运。黄子澄在苏州筹组勤王的义军,但是很快就被燕王的部队消灭。在当面指责燕王之后,黄子澄被处以叛国罪,施行残酷的凌迟(即千刀万剐)之刑。这种凌迟的剐刑,以刀在胸部、腹部、手臂、大腿及背部上一片一片地剐,让犯人慢慢地流血至死,这段时间大约长达3天之久。

  朱棣在七月十六日登上皇位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处死拒绝承认他的文武官员,还有跟这些人相关的九族、甚至十族,以及他们的邻居、老师、仆人和朋友。许多服侍过朱允NB938的儒臣也包含其中。这种恐怖的整肃行动令人回想起他父亲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大屠杀。紧接着大屠杀之后,朱棣选择了“永乐”(意为“永远欢乐”)作为他的年号。他公开宣布,他侄子在位的建文时期根本就不存在,同时也修改历史,正式将他父亲的年号一直延长到建文四年(译按:即洪武三十五年)。

  从即位开始,朱棣就不信任士大夫,而帮助过他夺取皇位的宦官,则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力。朱棣为了报答忠心耿耿的追随者——宦官将领马和,赐他姓郑。一般相信,朱棣之所以选择郑这个姓,是因为在叛乱初期,他的爱马曾在北平城外一个叫郑村坝的地方被杀死。事实上,郑和在建文元年的北平保卫战,以及建文四年南下夺取南京的决定性战役中,都表现得极为突出。

  正当朱棣试图合法化他叛乱的行动,并抹煞朱允NB938在位的事实时,到处仍然传说着有一位僧侣皇帝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有记载说惠帝在云南一个叫白龙山的地方度过余生。也有记载说他去了广西,据说他曾在那里卖玉带换饭吃。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描述他如何逃到福建,在那里讨了一个老婆,生了四个小孩。

  据说,一个叫严震的朝廷官员,在往云南的路上,无意间遇见了惠帝,两人相认对泣。

  朱允问:“何以处我?”

  严震对曰:“陛下自便,臣自有处。”

  据说当天夜里,严震在驿站的亭中自缢。

  另一种说法则坚称,虽然最初他在国内四处游走,但最后落脚在苏州城外穹窿山的一座叫普济寺的大寺院里,一直住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他45岁去世为止。道衍在燕王夺取帝位之后就不再对燕王抱任何希望,所以惠帝应该就是得到了道衍的帮助。据当地老百姓说,即使在严重干旱的时期,寺院中埋葬惠帝的地点,也总是一片青绿。

  此外,也有人说惠帝实际上是逃到了海外。

  永乐元年(1403),朱棣下令开始建造帝国的庞大船队,这支船队包含了商船、战船及粮船,预定前往中国海及印度洋上的港口。这样一支前所未有的庞大船队,将载着帝国所拥有的各式宝物,因此境内各省立即全力以赴投入这个庞大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各家说法不一,至少根据《明通鉴》(一本记载明代的非官方史书),部分的自的可能在于彻底搜查海域,以便寻觅惠帝,或借此行动,消弭惠帝流亡海外这个造成不安的谣言。

  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考,上命〔郑〕和踪迹之。

  当然这支壮观的宝船船队的实质意义,好像是要跟那些可能藏匿废帝的番邦君主宣布:我朱棣才是合法的天朝皇位拥有者。同时成祖的心里可能也有另外一种想法:帝国的财政已经在长期的内战中消耗殆尽,需要对外贸易来补充。

第四章 宝 船


  在南京城的南部,秦淮河的一条支流蜿蜒地流过。这条秦淮河的河水缓缓地淌着,在它的许多平缓河湾上,停泊着舱房如小宫殿般华丽的画舫。从早到晚,在这些游舫上,人群来往络绎不绝,享受着红颊似桃的年轻姑娘的感官欢娱。偶尔,画舫会应客人的要求驶离河岸,悠悠荡荡地滑行,伴随着软乐高歌,漂流在似晨雾的氤氲水波上。

  然而,顺流而下至南京城的西面的秦淮河的主流在此注入了浩瀚的长江。一长串的驳船,在内陆的河港忙碌地来回穿梭,将木材及各式建材载运到龙江船厂。人跟马将货物搬上泥泞的岸边,送进大型的货栈里。报时的更鼓声,提升了工头的焦虑,因为进度总是落后。船还没造好,朝廷又颁下一道新的命令,要求建造另一批船只。

  永乐皇帝在位时,龙江船厂的规模几乎双倍于前,从东边的南京城城门起到西边的长江,涵盖数平方英里。它胜过了接近长江口的苏州船厂,是明帝国最大的造船中心,甚至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造船厂。直到弘治四年(1491),龙江船厂实际上是可以一分为二却又相邻的两家船厂,而其中之一,建造了大部分的宝船。

  成祖在永乐元年(1403)五月,下令福建造137艘远洋航行的帆船。3个月之后,又下令苏州与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广东诸省,建造另外200艘船舶。而在永乐元年十月,朝廷又命令沿海各省迅速将188艘平底运粮船予以改造,以因应外海航行所需。造船的狂潮,从永乐二年(1404)一直持续到永乐五年(1407),为应付帝国各式各样的特殊任务,建造或修复了1681艘以上的船只。由于沿海各省无法独力供应所需木材,因此广大内地的伐木行动匆促地动员了起来,在长江和岷江流域四处寻觅大木。大木顺流而下,漂至可以顺利通向大海的船厂。大半个帝国都卷入了这个浩大的造船工程。

  在洪武和永乐年间,从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广东等地大约征调了400户以上的木匠、帆工及造船工人到龙江船厂。高峰时期,约有两三万人住在船厂里工作。这些专业的工匠被分为五厢:木作、铁作、醝作、篷作及索作。每一厢大约百户。另外,又有更夫、搭罩篷作、桥木作,以及照料用来搬运船厂之内建材的许多马匹的御马监匠役。这些造船的工人通常不识字,因此船匠用他们的技术,将木料一块一块小心翼翼地仔细拼接在一起,完全不用钉子拼造出实际船只的缩小模型来指点他们。

  有一句中国老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龙江船厂熟练的造船工人建造船只,就像从事着另一种重要的冒险行动,十分重视做任何事的正确的方法与恰当的步骤。

  在船厂的中央,是7座1500英尺长的干船坞。每一座都靠近陡峻的长江岸,而且以高闸隔开江水。当船只完成,闸门一打开,江水灌入矩形的船坞时,船就可以顺利地移动,驶入长江的主河道。为了避免未完成的船只受到任何破坏,船坞的闸门派有军士巡逻。

  ▲南京城外龙江船厂的木刻图,显示了木作坊、帆作坊、铁工作坊(在图的左半部)以及进入长江的乾船坞(在图的中央)

  欧洲的造船术首次使用干船坞,是在15世纪末的英国朴次茅斯港。而在中国,其确切的时间,最晚在10世纪。当时,有关两条大“龙舟”或游船的整修计划中,已经展现出干船坞的概念:

  熙宁(1068—1077)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修治游幸的龙船船腹),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决水入澳,引船当梁上,即车出澳中水,船乃點于空中;完补讫,复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为藏船之室,永无暴露之患。

  龙江船厂建造的木造船只,先从船身造起,并按一定的间距配置防水隔舱。船身再以侧身板一层一层纵向加厚堆叠覆盖起来。桅杆则竖在防水隔舱前面一个叫做“锚坛”的桅位上,然后以黄麻捻填塞厚板间的缝隙,并敷以桐油、石灰混合物。用以接合厚板的铁钉,也敷上桐油、石灰混合物,所以铁锈不会损坏到木质纤维。这种桐油混合物,必须先加以烹煮,才能凝固成为优质的防水材料。自7世纪起,中国的船只就已经使用这种桐油混合物作为防水材料。当时印度洋上航行的船只,通常是使用烂泥和猪油来黏合,烂泥和猪油常在大海上分解,导致船身出现严重的渗漏。

  中国大帆船的桅杆,通常是用坚硬的杉木做材料,而船身的木材和防水隔板则以榆木、樟木以及来自四川的楠木制造。舵杆通常用榆木,关门棒(译按:即舵柄)则用橡木。橹则常用杉木、桧木或樟木制作。龙江船厂有10排房舍,每排60间,专门用以储存建造宝船所需的材料,包括从其他船只上拆下来的旧厚木板。

  太祖在位时,龙江船厂曾用以建造“沙船”,这种船主要往来于中国与高丽之间,航行于相形之下较浅而且存有多处险滩的黄海上。早在7世纪起,中国人就在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建造了此种形式的船,当时叫“防沙平底船”。它底部平坦,船头小而方,船尾很高,吃水不深。由于这种帆船长而平的船身和低的吃水性,所以即使不小心遇到浅水,它也不会无助地在那里进退不得。然而,沙船在外海,就显得颠簸摇晃,不适合在惊险的南中国海与印度洋上航行。因此,交由宝船来承担这趟任务。

  ▲远洋船行的“福船”,以其本身所具有的高船首及龙骨延伸出的船身长度,为宝船提供了模型

  朱棣征调福建的船工来龙江船厂建造其他的各式大帆船,特别是用以在南方海上航行的大帆船。这些船舶具有形状尖锐、“尖如刀”的船身,可以在航行时冲破巨浪,以及宽阔的舱面。龙骨安在V字形船身的底部,以增加航行时的稳定性。船头跟船尾两边隆起,每艘船都有四层甲板。最下面一层的甲板,装满泥土与石块作为压舱底的东西。第二层舱面是人们住宿的地方和仓库的位置。第三层甲板或顶舱则结合室外的厨房、食堂与舰桥。第四层甲板是一个高度很高的作战平台,它有时会与大帆的功能产生冲突。这些船舶的船头极其坚固,是用来撞击小船的。它甚至也用以抵御暗礁的撞击,而暗礁乃是南中国海上的一个威胁。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吴王夫差曾在靠近福州的闽江岸设立了一个船厂,而且用福建来命名这种由地方建造的优异帆船,即有名的“福船”。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马可·波罗曾在陪伴阔阔真公主前往波斯的伊儿汗国时,率领一支由14艘“福船”组成的船队在福建泉州停留,当时,每艘船都有四桅、九帆,为数约250到260名的船员。明代所有的战船与海岸的巡防船,也都是“福船”。按照一般惯例,福船的船首都绘着“龙睛”,这样一来,船只就可以“注视”着他们要去的方向。

  在龙江船厂的船工,将沙船与福船的设计结合,进而为宝船的船队建造了一种新式船体。因为要迎合成祖的狂妄心态,向世界展示他的伟大政权与据有皇位的正统性,所以舰队中最壮丽的宝船,造得是硕大无朋。许多历史的记录记载它的尺寸,用繁写的“肆拾肆”,而非“四十四”,因此这个数字应该是精确的。宝船或龙船“长肆拾肆丈,阔拾捌丈”。然而,官方长度的一华尺,在整个明代就有很大的不同,从一尺等于9.5英寸到13英寸都有。更且,华尺视其用于何种建物或使用于何地而定,也有很大的不同;帝国的建筑规格并不一致。

  早期计算宝船尺寸的大小,以一华尺等于12.129英寸(明工部尺),或13.338英寸(淮尺)作为基准,这些尺寸是江苏地区为了建造“沙船”所定的标准规格。根据这些标准尺来算,一艘44丈(一丈等于10尺)的船舶,有448.8到493.5英尺长。这么长的木造大帆船,并不利于作战,即使它真的禁得起航海,但还是令人难以相信。现在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宝船虽然在南京建造,但它们设计上的雏型应该是福船,因为大多数的龙江船工来自于福建地方,他们也都将工具带来了。根据在福建考古出土的实际造船尺,长度从10.53到11.037英寸都有,现在大家都相信最大的宝船,长度介于390到408英尺之间,宽度介于160至166英尺之间。这是直至目前为止,世界各地所曾造过的最大的木造帆船。

  施于帝国最重要船舶上的“四四四”(44丈4尺或444尺)这个数字,并非随便给的。“四”这个数字代表“地”,因为中国人认为地有“四隅”。中国人也认为“中国”(The Middle Kingdom)位居四海之中。其他还有四方、四季、四维——即儒家思想中所指的四种维系天下的德性:礼、义、廉、耻。对宝船来说,所有“四”的数字都是吉兆的联结。

  宝船长度虽然比起中国以往所建造过的任何远洋大帆船为大,但风格与船体却跟早期船只的模型没什么不同。唐朝的船有20丈长,宋朝的船则接近40丈。宋徽宗的“客舟”长10丈、阔2.5丈;而他作为特使任务之用的“神舟”,据说有3倍大。元世祖忽必烈的船,每一艘超过十帆,据说可搭载1000人。而在杭州西边的大湖上,则有宋朝人叫“西湖舟船”的巨大游艇,据推测长50余丈,“皆奇巧打造,雕栏画栋,行运平稳,如坐平地”。

  迄至永乐皇帝时,船只似乎仍一样的体势巍然,而且,在他建造宝船的同时,他曾降旨为其皇考的陵墓打造一块巨大的石碑。这块石碑,据猜测高135英尺,宽45英尺,厚12英尺。但在南京以东约八英里的阳山皇家采石厂完成这项工程之前,官员奏报皇帝,说这块石碑太大、太重了,无法搬运。如果这块石碑被竖起来的话,那将是全世界最大的石碑。然而,这块差不多是从整块巨大的大圆石上切割下来的巨大石碑,今日仍然躺在废弃的采石厂,成了朱棣雄心壮志的纪念碑。

  龙江船厂大部分的干船坞,都有90到120英尺宽,而其中两座干船坞更达210英尺宽,足以容纳一艘160到166英尺宽的船。以宝船的长度而言,宽度显然较大。但就像典型的福船一样,他们都是“平衡如秤”的,具有高稳定性的设计,如V字形的船身、长长的龙骨和稳重的压舱底。龙骨是以铁筋将数根长木料捆束而制成。当船在狂风暴雨的天气下颠簸前进时,船首的水柜会注入部分海水,以减缓海浪猛烈的摆荡。这时,船两侧的浮锚也会放下,以增加船在狂暴大海上的稳定。在船尾是一对用以在近海停泊的8英尺铁锚,每一个重量估计超过千磅。每根铁锚都有四只爪,而每只爪都是从主锚分离出来的尖锐角铁。这种外形的锚,早在基督纪元一开始就已经在中国开始使用了。

  宝船在设计上,又应用了另一项中国的发明——防水隔舱,更增加了宝船的强度。这种防水隔舱,是仿自竹子多节的结构。另外,宝船也使用可以升降的平衡舵,产生额外的平稳度,就像额外的龙骨一样。平衡舵就像许多安在船尾桩前面的舵一样,安在船尾桩后面,以使宝船这样大的船舶易于驾驶。欧洲的造船技术引用防水隔舱、船尾桩和平衡舵的设计,则已迟至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然而,从宝船的帆具、索具与重要的设施来看,它又相当类似“沙船”。这种船有9枝错开的桅杆,与12张以红丝料制成的方形大帆。因此,它们能充分地利用风力,而且比典型的福船航行得更快。虽然宝船戴着24座射程达到800或900英尺的铜炮,但它并非战船,因为它没有福船为战斗而设计的高台或延伸出去的厚板。事实上,宝船是为了装载各色宝物而设计的。船上有供朝廷特使使用的豪华舱房,且装潢有露台和附栏杆的轩堂及前厅。宝船的船舱则满载了用以跟外国交换的高级丝绸和瓷器。船身雕绘着鲜丽的图案,船首装饰着兽头雕像及目光炯炯的龙睛,在船尾则饰以龙凤纹和鹰、球图案,象征着好彩头。船的底部涂上白漆,接近红色水线的地方,则是一个太极图案。

  成祖在永乐三年(1405)春天,于南京所聚集的这支拥有317艘船的船队中,到底有多少大型的宝船,现已无法知晓。据明朝小说家罗懋登在16世纪所写的一本有关郑和远航的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所述,这种由总兵太监及其他使节所指挥的华丽船舶,仅仅只有4艘。而且,从历史资料的记载也可以证实,宝船船队大部分由各种大小的其他形式的船只组成。在整个船队中,次大的船是八桅的“马船”,有些长达339英尺,宽达138英尺。马船主要载运马匹,亦即朝贡贸易中的主要部分,当然还载运有其他贡品和船只航行修缮船舶的各种必要材料。其次,是七桅的“粮船”,大约长257英尺、宽115英尺,负责装载全体水手——有些次远航的人数达到2.8万人——所需的食物。宝船船团中的大部分士卒,则由六桅的“客船”负责载运,该型船只长220英尺、阔83英尺。宝船船队拥有两种战船,一种是五桅,长165英尺的“福船”,另一种是比较小的八橹巡游艇,大约长120英尺或128英尺,用以震慑海盗。

  特殊的水船是为了伴随宝船而特别建造的,它可以在海上供应人们干净的饮水长达一个月或更久,这是世界各地有史以来首次为大型的舰队提供这样的便利。然而,船队通常还是必须试着每10天就在港口停泊一次,以便注满水舱,所以一次大型的远征,大约需要20艘这样的水船。

  宝船船队在海上航行时,可能借由巧妙的声号与视讯系统,来达成各式船只之间的通信传递。所有的船只,都配给大旗一面、信号钟若干、小旗五面、大鼓一面、铜锣若干,以及灯笼十盏。人们习于在船上用声音信号发布命令,响亮的鼓声足以让相邻的船只彼此听见,警告它们在暴风雨接近时避往安全的港口。在黑夜或恶劣的天气下,则通常用灯笼来传递信号。宝船船队并且使用鸽子作为远距的通信联络媒介。每一艘船都可以借由本身特殊的颜色,与一面上面写着白色大字的黑旗,来分辨自己属于哪个支队。

  当宝船船队建造完毕时,全体船员亦召集整齐。航程当中,在居首的总兵太监下面的,是作为朝廷的代表与特使的7名钦差正使太监。在正使太监下面工作的,是10名副使监丞所带领的52名没有特殊官阶的内监。在太监监管之下的军事将领,包括负责指挥伴随船队前来的所有部队的两名省级的都指挥使,负责督饬军团下属的93名指挥,104个营级的千户,以及103个连级的百户。每一艘船的船长,都经皇帝特别指定,并赋予“生杀”的大权,以维持船上的秩序。另外,船队上也有准备官方文件的书记官二员,负责管理粮食供需的户部郎中一员,及负责掌管谒见外交礼仪的礼部官员二员。另外,又有阴阳官一员,辅以阴阳生四员,负责仰观天象,预测天候,掌管历日,解释自然现象。又有官名“通译番事教谕官”——即“通晓番书之教师”——的教官十员,在船上担任翻译官。在这些人之中,当然有通晓阿拉伯语和一些其他中亚语言的人。

  这支船队另有180名医官和药生,专事收集外国的药草。整个船队,大约每150人就可以分配到一名医生。大多数普通的水手和士兵,都是被处流刑的罪犯。最后,专业的工匠如铁匠、醝匠与搭罩篷匠,也被包含在这次出使的任务中,以应付在海上航行时所需要的修缮工作。

  在返航时,全体人员,职务不论高低,朝廷都会赐予币帛,以酬谢其对皇上所做的奉献。在航程之中,如果有人受伤或殉职,他们或他们的家人将获得额外的补偿。

  就如朝廷的圣旨颁行全国各地,要他们提供物资以建造宝船一样,朝廷也下令各省上贡宝船前往海外贸易所需要的各项物品,其中包括数千匹的丝绸和棉布,以及大量的铁制用品、食盐、麻布、茶叶、烧酒、菜油与蜡烛。苏州与杭州是丝织业的传统中心。朝廷严令村舍制造户与纺织作坊为宝船生产特殊材质及优质的高级丝绸和锦绣。海外垂涎的是用高级织物“缂丝”或“刻丝”制成的朝廷官服,这种织物的双面都显示出象征皇家的龙凤纹。缂丝以针为梭,每一厘米作经线24条,相形之下,法国最称精致的高布林毛织挂毯(Gobelin tapestries),仅有经线8至11条。

  按照命令,如果织匠未按朝廷严格的规格织造,将受罚或监禁。

  明朝官方在江西景德镇的瓷窑,明初时为20座,但宣德年间(1425—1435)增加到了58窑,主要生产用以出口的白瓷和一种易碎、薄胎的景泰蓝瓷。此外,宝船也装载了在亮釉上附雕绘的北方粗瓷——磁州瓷,与福建所造的釉彩带黄褐色的德化瓷,以及咸认具有神奇功效的灰绿色青瓷。从菲律宾群岛到东非,大量各式各样的中国精致瓷器,已陆陆续续地为人发现。广东南海县的铁工业,如铁钉、针、锅碗瓢盆和铁丝等行业,同样有相当成长,这些东西不但是为了龙江船厂所需而制造,同时也是为了海外贸易。

  这支浩大船队的需求是如此的庞大,而这个需求几乎是立即涌现,它开始成为天下百姓的一大负担。为了减轻人民供应造船所需最重要的桐油和麻布的负担,成祖下令在南京城外开辟了大片的园圃,种植上万株桐树,以应付龙江船厂的需求。

  然而,对外贸易孳生的财富,大部分还是进入了朝廷手中。就如一般的情况一样,出洋远航仍然存在着重税和贪官污吏非分地压榨地方百姓这些事。

  从监察御史彭百炼的故事即可以证实:即使发现有弊端,守正不阿的官员亦无法对其有所奈何。根据历史的记载,江西穷乡僻壤的吉安县的县令,按照朝廷的命令分派县里的3名富人为宝船桅杆采办大木,如若无法交办的话,可以用价值相当的银子来抵免。彭百炼在偶然间发现县令为了需要的木材,不只选定3个富户,而是280户,并且为自己聚敛了大笔的钱财。彭百炼将此事向上级报告,未几,彭本人反因县官捏造罪嫌而身系囹圄。彭百炼最后虽然获释,但被褫夺了官职,为本身的耿直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太监特别喜爱的一项差事,是奉命到地方上为宝船征集木材,朝廷曾在一道圣旨中承认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并予以“收回”。这些太监常在事后将木材卖掉,中饱私囊。皇帝发现这样的一名贪渎的太监后,立即予以处死,然而这样的惩治行动,只不过是偶一为之而已。

  然而,即使在这些震慑人心的船只的光辉之中,暗藏着不满的种子,但永乐皇帝并未特别担心它——如果这些不满真的曾引起他的注意的话。这些船舶,还是一艘艘地从龙江船厂的船坞下水,进入长江。朱棣注视着这批即将奉旨行事、整帆待发的船队时,他知道他统治下的光辉已经显现,而全世界即将目睹他的万丈光芒。

作者:马甲乙海归茶馆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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