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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衣社碎片10

布布（布什and布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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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篮衣社碎片10 (565 reads) 时间: 2003-9-30 周二, 11:43

作者：游客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第十章 “第二期革命”
　　
　　1、
　　
　　1933年初夏，宁都深山的一所小庙宇，居住着两名显赫的共产党人。一个是毛泽东，他的邻居是党内有名的笔杆子洛甫。
　　两人都在这里养病。毛泽东的“打摆子症”，几次险些夺去他的生命，但只要身体许可，他就出现在寂静清凉的庙宇天井，和洛甫不时交谈一两句苏区经济、土地改革、农村工作，乃至闲谈到《红楼梦》。
　　“28个布尔什维克”严密看管着军人们，不让他们和毛泽东接触。这一天，两名军官带着一瓶白酒，偷偷地来看望他。一杯下肚，毛泽东深深叹息：
　　“现在已经不是井冈山弟兄的天下了。……”
　　日头一天一天地大了起来，但这流火的气息，分明只让毛泽东感到人生、天地的无边萧索。旧岁的重阳，他曾以“人生易老天难老”、“寥廓江天万里霜”的诗句，排遣着自己的愤郁，那么这一季，他又会有怎样的诗句呢？
　　儿子毛毛在远处玩泥巴，妻子在屋里为他收拾笔墨纸砚。除了进行农村调查，甚至组织走私队贩运盐巴外，他已经成了一个完全的闲人。而他的诗大多写在马背上，只有战地的黄花，才能让他感到“分外香”。
　　他极目山野，看着轻风和夕阳。他似乎看到了远处的瑞金，看到了更远处的抚州、庐山、南京。这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呢？
　　但，在任何处境下，他都是一把匕首，他都要挑战、探索、鉴别、反抗。经过几个月的深谈，洛甫已经渐渐地倒向了他。他也开始更加关注山外的局势。
　　这一个夏天，他几乎不能读到任何党内的机密文件。他的消息都来自公开的《红星报》。这一期的《红星报》，在“白区动态”里，有一则毫不起眼的消息：上海法租界，“杨铨刺杀案”。
　　
　　1933年1月17日，蔡元培、杨铨联合了宋庆龄、鲁迅等人，在中央研究院组成“民权保障大同盟”。到5月13日，纳粹狂飙席卷德国，无数科学家文艺家被迫流亡，杨铨代表大同盟，把《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交递给德国上海领事馆。次日，《抗议书》在《申报》公开发表。
　　几天后，一封冷冰冰的、署名为“华”的恐吓信，到达近百名大同盟成员的手上。恐吓信嚣张地声称，倘若再有“异动”，将暗杀其开列名单的56人。
　　6月18日清晨，早晨的阳光透过杨铨座车的车窗，洒在他的躯体上。但这个平静的、有生机的早晨，也是一个血色的早晨。四支枪对准了他的汽车。蓝衣社党徒以前所未有的疯狂，在租界区执行了它的暗杀。
　　“杨铨案”震动上海、震动全国。是日，杨铨和他的儿子杨小佛，身体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密集子弹穿透。司机重伤后大难不死。
　　6月20日，无数挽联、花圈、电报、信件，和送行的人群，聚集到了上海万国公墓。鲁迅也出现在灵堂。“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鲁迅先生年谱》，1937年版）。
　　几个月后，鲁迅的《南腔北调集》收录的《我的种痘》一文，以充满讽刺的笔调写到：“……即使载在该杀的黑册子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了。……”
　　有这样勇气的并不止是鲁迅。7月14日，大同盟发起人之一、作家王造时在美国人所办的《中国论坛》第二卷8期，以《钩命单》为题再次把蓝衣社的行径公布于世界：
　　“……记者收到未署名之投稿文件，内容为蓝衣社谋杀中国共产党领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蒋军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共56人，名单如下……”
　　该“投稿文件”其实就是那封恐吓信。该信发表后，上海哗然，全国学界乃至外国“友邦人士”一片哗然。蓝衣社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此，“蓝衣社”三字成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噩梦。
　　刺杀案、“黑册子”、《钩命单》、“十三太保”，“嫡系中的嫡系”……这个夏天的口诛笔伐，这些片段的记忆，模糊集约为30年代的人们对蓝衣社的简单印象。“蓝衣社”三字象瘟疫一般传播开去。关于“蓝衣社”的种种荒诞不经的传闻，从1933年到1938年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流传着。
　　
　　鲁迅、王造时等关注“杨铨案”的中外人士，以及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当时都不知道，一气呵成地制造了这些事件的，是蓝衣社的一个“小人物”戴笠。他们更不知道，这个人最无耻的行径，不是恐吓和暗杀，而是针对自己手下的特务的。
　　作为特务处的“出山第一枪”，“杨铨案”拖泥带水、张皇失措，以至留下了一个心腹大患。那就是叫过德诚的那名特务。
　　枪声响起后，按照计划，四名杀手即黄埔学生赵理君、原中共叛节者王克全、原青帮打手李阿大，以及那个倒霉的过德诚，应四散逃窜向四周小弄巷。但第一次执行暗杀令的过德诚在枪声响起后，反而向几个法国巡捕跑去。他先是大腿上中了巡捕一枪，而后作为活口被捕获。
　　过德诚被捕后，没有吐露蓝衣社的任何消息，但也没有根据戴笠的严令“自杀”。他一直在等待蓝衣社的“营救”。但6月下旬，也就是他被捕后不足十天，几个巡捕要再次提审他时，发现牢房狼籍一片，满地都是饭碗的碎片、饭粒与几叶青菜。过德诚死不瞑目、直挺挺地倒在牢房里。
　　《死亡鉴定》得出的结论是“中毒身亡”。显然，有人在过德诚的饭食里投毒。与此同时，巡捕房也发现，那个负责送饭的牢头失踪了。
　　送饭的牢头是潜伏的蓝衣社特务范广珍的“眼线”之一。随着他的失踪，“杨铨案”无声无息地被遮盖下去了。巡捕房那些经验丰富的侦探，虽然有一万个理由判定刺杀杨铨、乃至杀过德诚灭口的都是蓝衣社，无奈他们的手上已经没有任何证据了。
　　6年之后，戴笠仍然照料着过德诚的遗属和孩子。这一年，已经权势熏天的戴笠，以复杂心态把重庆白公馆附近的一条马路，命名为“过德诚路”，以纪念第一个被“牺牲”掉的这个特务处小人物。
　　
　　《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记载：“1933年，自由主义在中国面临危机。意大利和德国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刺激了中国的效仿者。……杨铨在中央研究院外被有预谋地暗杀，与1913年宋教仁谋杀案不同的是，这一事件从未经过调查。……”
　　杨铨被刺杀后，“蔡元培……自1933年起便不大公开露面。”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上海，从此暗哑无声了。大多数西方媒体更认为，延续20多年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被戴笠一枪就阉割了。
　　
　　2、
　　
　　1933年5月，在南昌，一个全权处理赣、粤、闽、鄂、湘五省军政的“委员长行营”设立了。这个行营的目标是“直下瑞金”。
　　6月8日至12日，在蒋介石的主持下，五省“剿匪会议”召开。根据纳粹德国的一名贵族将军的建议，蒋介石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决定对瑞金实施封锁战、持久战、“堡垒主义”三大战略。
　　为推行“七分政治”，7月，“中央军校暑期政训班”在庐山开班，大约3，400名政治军官流水般参加了集训。政训班的主任，正是贺衷寒。
　　庐山的瀑布、石阶、日照，衬托出一个已达到权势顶峰的军人的脸。这张脸是如此踌躇满志，如果不仔细观察，几乎不能发现他下垂的嘴角，以及颧骨上的几点泪痣。在古代的堪舆说法里，这是“苦相”。
　　接任蓝衣社书记半年多以来，他风生水起，原“孙文主义学会”的几千成员，把持了蓝衣社的各级组织。腾杰的痕迹被他完全消抹掉了，一个在南京看来极为完整、极为统一的湖南人的“蓝衣社帝国”，在他手上出现了。
　　几万成员匍匐在他的脚下，此外还有上万名政治军官、无数外围组织。一个前蓝衣社成员曾谈到，此时的他，已“成了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子。……（他）拥有几万政工人员的力量和宣传影响，被认为是复兴社和黄埔系的第一位政治代表人物”（肖作霖，《复兴社述略》）。
　　于是，他开始和“保定系”首脑何应钦平辈论交。日常往来，不过淡淡地称谓何应钦为“敬之兄”。对蒋介石干女婿、18军军长陈诚，他更认为陈诚入过孙文主义学会，拜过他的门，于是毫不客气地把年长于他的陈诚当作晚辈，一口一声“辞修”地叫唤。
　　南京在他熏天的权势、威严的目光下，无比沉默。这个夏天，在庐山，贺衷寒开始整理他《一得集》第二册。几名蓝衣社书记处的人员几乎成了他的文员、杂役，他们帮他誊写手稿、处理私事。
　　但这本要公开出版的文集将定稿时，贺衷寒让一名助理员特地剔除掉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提出了复兴大革命精神、实行“第二期革命”的构想。它的主要计划都已被蒋介石采用，贺衷寒不敢剥夺蒋介石对这个构想的专利权。
　　蓝衣社的“贺衷寒时代”，其主要成就，一是复兴社狂潮，第二，就是提出和实施“第二期革命”。如果说复兴社狂潮只是使蓝衣社步入它的全盛时期的话，那么，由蓝衣社领衔的“第二期革命”，则使中华民国也步入它昙花一现、一去不返的“全盛”阶段。
　　
　　所谓“第二期革命”，是一个湮没于中国现代史的民族复兴构想。它起始于这个夏天，中断于西安事变。在大约3年半的时间里，以蓝衣社为“先锋官”和主力，南京按照蒋介石的意志，进行了一系列手笔巨大的社会实验。其结果是1936年席卷全国、“百废待兴”的清新气象。
　　“第二期革命”首先要实现的，是一个山川一般古老的梦想：统一。
　　北伐后，南京政令不出五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政权”。20年代中期，政学系的谋士杨永泰曾上书《削藩论》，提出“外交倒张作霖，政治倒汪精卫、胡汉民，军事倒阎锡山、冯玉祥，经济倒张发奎、李宗仁”的主张。这是一个内容空洞、目光短浅的计划，其代价是连年内战，满洲沦陷。
　　军阀格局进一步演变着。此时，轮到了贺衷寒。他所提出的立足长江中下游地区，“稳定山东、安抚华北、联系西南、瓦解两广”的削藩主张，成为南京的国策。
　　“安抚华北的重责，落在刘健群的肩上”（邓元忠，《邓文仪访问》）。以2师25师、宪兵三团为依托，华北聚集着蓝衣社的五大魁首，即刘健群、郑介民、蒋孝先、关麟征和黄杰。他们安抚军阀、刺杀汉奸、破获机关、禁绝鸦片，并组织了数以百计的复兴社小组，势力弥漫于平津古老的城墙内外。当年6月8日《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指出，“……南京在北方的威信，终于坚定地建立起来”。
　　华北之后是西南。以西南青年社在川、滇、黔的基层秘密组织为依托，曾扩情在1931年年底首次入川、使大军阀刘文辉投向南京后，于1933年4月、当年年底又两度入川，负责“整理党务”。他以忠厚谦卑的姿态，施展合纵连横的能耐，使另外两个大军阀刘湘和杨森，也臣服南京。
　　“联系西南”也大收成效。但，在“瓦解两广”的活动中，蓝衣社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北伐之后，在近5年的时间里，两广特别是广西，已建立了庞大的民团。所谓“三自”即自卫、自治、自给，与“三寓”即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使两广变成了一个封闭、孤立的军阀社会，组织异常严密。一直到1933年初，贺衷寒才派遣“干员”叶简修等十余人，挺进相对薄弱的广东，进行地下工作。
　　两广的工作一是“发展组织”，其次是合纵连横、分化瓦解。党部、军队和铁路工人是主要的活动对象，在半年的时间里，大约发展了二十余个小组、三四百人。但9月间，广东复兴社在粤汉铁路雇员中发展的一个小组，违反了原定无声无息、秘密潜伏的工作方针，“拟破坏铁路，未逞，遭逮捕”（邓元忠，《腾杰访问》）。
　　由此引发的是一场对复兴社在广东全境的总戒严、总清查。陈济棠下令“军警联合，在广州逐屋搜捕”。数千军警连夜出动，短短两天逮捕数百人，“被认定判罪者七十四人”。叶简修试图化装混出城门，也被指认逮捕。
　　几天后，叶简修等贺衷寒所派九人被判处枪决，在广东发展之65人判处监禁。陈济棠得理不饶人，他先是给蒋介石拍发明码电报，“询问该九人是否中央所派，若是，则另案办理”。同时，他在香港进行新闻发布，声称“蓝衣社试图在城内发动暴动，以谋建立法西斯政权”。
　　9月26日，密切关注蓝衣社活动的《纽约时报》，依据“香港来电”刊登该消息。舆论再次哗然。在中外压力下，蒋介石焦头烂额。林培琛回忆，“为顾全大局，蒋氏只能否认之”。
　　两广组织被一举摧毁了。但绝大多数的复兴社成员，依然潜伏在珠江两岸。他们有的意志消沉，从此脱离了明瓦廊的视线，更多的人则屏声静息地窥测、等待。两年后，先是刘健群，而后是更加能干的戴笠，要再次把他们纽带、凝聚起来。
　　
　　“削藩”的使命虽然有广东的失利，但在贺衷寒的统领下，这群“上校”的工作是如此得力，南京的权力版图终于蔓延到了长江上游，渐而又蔓延到黄河流域。
　　“削藩”要根绝军阀割据。更重大、更迫在眉睫的威胁却是日本。为此，南京计划“投入九万万元”的巨资，改造军队，并建设自己的新兵种新组织。明瓦廊的“留欧派”势力特别是留德人员，垄断了“发展精兵”的事务。首先是桂永清。
　　自参加力行社后，这个坚实、大气的军人日渐得到蒋介石的器重。蒋介石时常在人前人后感慨，桂永清是“真正的革命军人”，是“黄埔楷模”。这一年，桂永清更奉命住进中央陆军学校，住所就在蒋介石官邸的边上。
　　和蒋介石做邻居后，这对师生似乎发展出了一种超越上下级关系的友谊。5月，桂永清受命组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教导总队”是真正的精兵。一开始它不过四个大队、二千余人。但其最普通的队员，也是基层团队、地方部队的营连长。桂永清依照德国军官团模式，开始对这些军官进行“士兵化训练”。
　　士兵化训练彻底改造了基层军官。教导总队的一个学员，曾经生动地写到一则逸事。他在南京郊外汤山参加集训时，桂永清下令，必须在风口“埋锅造饭”，这样做出来的饭满口泥沙。这个学员嘀咕了一句，却被走过来的桂永清听到了。桂永清当即抓起一把沙土，放进他的饭碗，而后大声问：“脏不脏？”他立即挺身，大声回答：“不脏！”接着当着桂永清的面，大口把饭吃完。
　　“天不怕，地不怕，打不怕，死不怕，军官就怕士兵化”，成了教导总队的口头禅。不久，教导总队扩编到12，000余人，并对数以万计的基层军官，进行流水般的轮训。
　　这才有了后来淞沪抗战中的40万精兵，才有了“支那已非昔日之支那”的感叹。
　　在教导总队内，中国第一支装甲兵部队也出现了。它的规模很小，一开始不过是两个营的轻装甲车，但后来“昆仑关大捷”、缅甸远征军的指挥官，大部都在这个小小的机械化部队里。
　　桂永清之后，曾经留德，并曾在1932年春天依据八宝街的命令，将德国妻子送返回国的李忍涛，负责化学兵部队。而比装甲兵、化学兵更引人注目，则是空军。
　　早在1932年3月，在力行社的第四次会议上，蒋介石就表达了他建设一支强大空军的决心。他3月24日的日记记载：“晚与力行社干部会议，对于航空及化学兵器之建设问题详加讨论……”
　　负责空军建设的是一群外戚和浙江人。但孔宋家族只是挂职，真正主事的是三个力行社员，毛邦初、蒋坚忍与徐培根。
　　空军的建设首推人才建设。当年，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开学，蒋介石兼任校长，毛邦初任副校长，蒋坚忍为航校政训处主任。这一天，在隆重的成立庆典上，毛邦初把一批飞行员介绍给蒋介石。其中包括“一二八”抗战中首开击落日机记录的石邦藩。
　　在这一群飞行员里，后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空军“军神”高志航，先后击落11架日机的刘粹刚，以及驾机撞击敌舰的沈崇海等人。这些未来的抗战英雄，正是在蓝衣社的打造下，才飞上蓝天，成为永恒。
　　比起毛邦初等外戚，真正奠基了中国空军的，却是曾与桂永清一同进入德国陆军大学的徐培根。徐培根，浙江象山人，是著名的“左联五烈士”殷夫的胞兄。他被称为“有卓越的学历与能力”，而“得到蒋中正的特别赏识”（邓元忠，《邓文仪访问》）。这一年夏天，他被任命为航空署署长。
　　在出任航空署长的11个月里，徐培根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及德国式的风格，开始了改革机构、淘汰冗员、建设机场、完善福利的系列工作。他大刀阔斧，同时筹建杭州、南昌、洛阳、徐州四大空军基地。首先动工的是南昌机场。他一改南京政权的疲塌之态，“动用三万民工，日夜赶筑”，结果机场在当年10月即完工。随即，杭州机场、洛阳机场也都提前完工。
　　这一年，徐培根更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规划，即“自制飞机”，建成中国自有的航空工业体系。
　　
　　三大新兵种的建设都落到蓝衣社的手里。在“发展精兵”、新兵种建设外，则是“训练组织”的出现。这一年，已从柏林回国的丰悌，开始筹备“中国童子军总会”。当年全国即发展童子军“658团、53340人”。
　　童子军一开始就处在复兴社的严密控制下。这一年9月，几乎是童子军组织刚刚起步，一个复兴社的“掩护机关”------“童子军励进会”就出现在南京阁老巷了。
　　童子军之外，是“公民训练”。负责“公民训练团”的是“湖南帮”的一个重要人物潘佑强。当年7月，他出任刚刚成立的国民军训处处长，随即，他召集长江下游五省的军事人员600余人，组成“国民军事教官训练班”。在50天的集训后，主要人员被派赴到江西，对江西半省数十万男女进行军训。
　　“训练组织”之外，武汉，由邓文仪发展入社的工程师郑家俊，当年出任汉阳兵工厂厂长。他“全力整修”已一片荒芜的兵工厂，“并将上海炮厂的机件一部分迁汉装置”。1933年5月1日，兵工厂重新开工，首先生产制造“中正式”步枪，并开始研制中国自己的重炮和军用卡车。几个月时间，汉阳兵工厂就一举取代原奉天兵工厂，成为全国最大的兵工生产基地。
　　然后，是社会工作。
　　
　　3、
　　
　　“削藩”、重整军备是“第二期革命”的核心工作。它新鲜热腾、虎虎有力地弥漫于全国，并波及海外。首先被重整军备焕发出惊人热情的是华侨。当年，徐培根刚刚提出“自制飞机”的计划，海外华侨在短短一月时间，即捐款170余万元。
　　不久后，面向内地、普通公众的“航空爱国奖券”发行了，几年时间，它一共发行了30期，无数市民、学童踊跃认购，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认购风潮。“荣誉士兵号”、“工人号”、“妇女号”、“学生号”等飞机，一架架被送到南昌、杭州。仅其中一次的奖券发行，就募集资金650万余元。
　　“第二期革命”的抗日、备战内容，改变了亿兆民众的蒋介石“是一个军阀”、南京政权“不抗日”的印象。然后，“第二期革命”就和“统一”、抗日互为因果，指向了“闹华五鬼”的其它三鬼，鸦片、腐败、贫困。
　　
　　这一年3月，全国禁烟委员会成立了。禁烟委员会的核心是邱开基负责的武汉缉私处。粗犷、豪野的邱开基以武汉反腐后业已驯服的数千警察为基础，在沸腾的大武汉大量招募知识青年、下级军官，短短一个月时间，他组成了3个团的禁烟部队。
　　这是势力庞大、装备精良的一支武装警察部队。它有权对全国任一城市、集镇，或公开或秘密的毒品交易进行调查和立案。它以甲种师的规格进行组建，每个团的编制达3，802人，是正规团队的3倍。
　　人多、枪快、弹足之外，他们还购置了“安华”、“安民”等多艘炮艇，日夜游弋在江汉平原上，严密监视着这个全球最大的毒品市场。一时之间，武汉再次民心振奋，无数市民、农夫都自觉自愿地充当缉私处的眼线。
　　最主要的眼线是革青会成员刘海波控制的武汉“忠义救国会”。这个外围组织以码头工人、纺织工人为主体。几千名码头工人在徐家棚子、江汉路一带，或隐秘或以公开的工人纠察队名义，建立了细密的眼线网。最早的一年多时间，鬼祟地试图沿江而下、贩卖鸦片的船只，几乎无一漏网。
　　以武汉缉私处为依托，禁烟委员会推出了3年内全国根绝烟患的计划。过渡期内，公务员、军人一次吸食鸦片警告，二次吸食鸦片枪毙；对普通平民则相对温和，吸食鸦片者予以3个月期限，过期不戒者送戒毒营3月，再不戒者，处以3年至5年的拘役。
　　“重惩官吏，轻理民间”的特点，使禁烟计划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它以告示、张贴等形式颁布于各大城市、县城、集镇，赢得了千万民众的支持。一时之间，全国各地纷纷出现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姐妹送兄弟进戒毒营的潮流。
　　同时，因为良好控制了烟土流通，政府收入大大增加。仅为过渡期戒毒者提供的“少量鸦片”，1933年4月，武汉缉私处的烟土税入达200万元，一个月后达400万元，到9月达到了600万元。这些税入全部成为南京政府的军费，占军费支出的1/3左右，以至于后来大部分人都笑称这是一笔“以黑（鸦片）剿赤（红军）”的买卖。
　　到1935年9月，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特别提案，赞扬了中国反毒品行动的巨大成就。次日蒋介石更下令，1936年元旦为全国禁烟的最后期限。
　　百年烟患的根绝似乎近在眼前了。只是由于华北、西北、西南等毒品大省的未获统一，以及后来的抗战，这一进程才被中断。
　　
　　鸦片之外，是反贫困特别是“复兴农村”。早在1931年夏天，腾杰在发起力行社的《计划》里，就无比伤痛、震撼人心地谈到“农村濒临破产”。他曾举两例：曾经负担过天下财税三分有一的苏常地区，大多数农户居然“家无三日之粮”。地方军阀的竭泽而渔，更使四川一省提前征收田赋到“民国六十年”。
　　农村的破产使国家动荡不已、流民成灾。1932年的“大别山时期”，由贺衷寒主持，武汉成立了“四省农民银行”。这个银行总资本计1千万元，为破产农民提供小额低息的贷款。银行的经营一开始很失败，摊到每个农户头上的不过几角银圆；而且，由于银行设在大城市，一时门可罗雀。
　　但不久后，银行进行了扩资，并且，它的门市开始进入大别山的村村镇镇。虽然申请贷款的多数是原来的地主、土豪，但一两年后，大别山的农业，仍被认为“呈现出复兴的势头”。
　　“复兴农村”的关键是联省公路的兴建。1933年，“政学系”官员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七省公路计划。七省计划在三年内，修建公路二万二千公里。计划获批后，成千上万吨砂石土灰的运输，万千民工、兵士的征集，芟夷山野与沟渠的工作，一个浩荡的施工、建设场面……所有具体工作都落到了蓝衣社的头上。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江西一省在1932年修建公路720公里。次年达2千余公里。七省共筑路5千公里左右，超额完成当年任务。
　　禁烟、反贫困之后，是反腐败。虽然南京“清流风暴”虎头蛇尾，但这一年，蒋介石仍然根据在武汉的邱开基、在南京的周复、在江西的康泽等报告，处决了7名高级官员，以作儆尤。到夏天，“根绝腐败”的念头又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江西工作中，至少有两分是反腐……
　　
　　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期革命”。实施“第二期革命”的主力军，正是仍然潜伏的、但已相当庞大的中华复兴社。1933年8月27日的深夜，在庐山美庐别墅，蒋介石在日记里为复兴社写下了一个《宗旨》：
　　“革新教育、开发实业、调剂劳资、统制工商、平均地权、扶助耕农、唤起民众、注重道德、崇尚礼仪、创造武力、矢志劳动、誓服兵役、恢复领土、还我主权。”
　　几年后，在陕北的逼人日照下，毛泽东也从几个落网的复兴社特务口中知道了这篇《宗旨》，据说，对此他相当轻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还是曾国藩的那一套。……同治中兴搞了十三年，他的中兴呢？三四年就到头了”。
　　但这寥寥的56字宗旨，所贯穿的，却是蒋介石全部的社会理想。他要建立的，是一个貌似朴素的半法西斯半儒教化社会。他决心从江西开始，把他半生的，从儒教徒、流民、军人到法西斯主义者的复杂阅历和经验，从个人延伸开去，转化为这么一个社会模型。
　　这个半法西斯半儒教化社会，也是贺衷寒的理想，是他以全部的心力和手腕，热切和激情，去百折不回地追求的。到此时，他已成为南京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不仅权势，而且声望；不仅声望，而且作为和主张。在不久后的一篇文稿里，他把这个社会实验，称为“新江西模式”。这是一个不久后就被整个中华民国熟悉的词汇。
　　但“新江西模式”的主角，不是他。而是康泽。
　　
　　4、
　　
　　1933年6月下旬的一天，南京下着微蒙的细雨，长江码头一片泥泞。在夫子庙一带，卖零杂玩意的小贩很晚才出来摆摊，油纸伞三三两两，汽车、人力车零零星星。
　　几年了，南京不是一片骚动，就是这样的萧条。……这一天，一个面目贤惠、挺着已经很显眼的肚子的年轻妇人，心里这样感慨着。在码头上，她送一个身材矮胖的青年军人走进了“要员候船室”。
　　开往九江的轮船鸣起汽笛了。站立在码头上的妇人，不断地挥舞着手，站在轮船甲板上的那个军人则一动不动、目光深远，说不清楚他是在看着妻子，还是在看她背后迷朦的南京。
　　
　　这是他们结婚一年多以来常见的别离。此后的十余年，还有更多这样的送行。但几十年了，虽然这样的情景有很多，而且都犹如发黄的相片渐渐模糊。这一天他大致的面容，却一直在妇人的脑海里。
　　30年后，妇人陪伴着儿子住在台北的一处普通民居里。这个失去了男主人的住所，简陋而寒素。唯一显示它与平民住宅不同的，是一个火苗不时跃出的壁炉，墙壁上异常显眼的一个蒋介石手书条幅。壁炉和条幅之间，则悬挂着一张大大的相片。相片上的人，佩带有两颗金星的中将肩章。
　　正是海峡对峙的肃杀年头。这个冬天，当年在肚子里的那个儿子已经通过秘密渠道，绕道香港前往北京了。……然而，在海的那一头，他还活着吗？活着，那他是不是还在神秘的秦城监狱里？儿子这一去能见得到他吗？
　　妇人一阵一阵地咳嗽起来。她是四川人，原本也熟悉潮湿的气候。但自从踏上这个小岛后，她就患上了哮喘。每年秋风刮起的季节，她总要这样的咳嗽。
　　一会，电话响起了。妇人慌忙拿起了听筒。
　　果然，电话是儿子从香港打来的。在电话的那一头，儿子的声音似乎很伤感、并隐隐地有一些哽咽：“周恩来果然没有失信，我见到他了。母亲，他，他还活着。……但是生活得很不好，身体也很糟糕，恐怕离世不远了。”
　　活着，还活着！泪水冲涌上妇人已经略略浑浊的眼睛。儿子又说了些什么，她一句都没有听到。整整15年了啊，整整15年两岸分离、死生契阔的岁月光景。
　　这个妇人，名字是朱素怀。她是蓝衣社“四大金刚”之一康泽的妻子。
　　儿子的电话挂断后，妇人静静地坐在壁炉边，心神不宁地遐想着。岁月，又一下子回到了1933年6月的那次离别，那张面容。
　　那就是30岁时的康泽。
　　
　　30岁康泽的面容，隐隐地浮现在湮灭的历史、过往的时间里。与怀孕的妻子离别后，轮船经过一天多的航行抵达九江。康泽不顾旅途的劳累，他出示自己的“要员证”，向九江警备司令部借了一部车后，连夜赶赴南昌。
　　南昌与南京不同。四五年来，南京一直给人破败、沉重感，但南昌却是一个大兵站、大兵营。南京有深重的腐败痕迹，但南昌却要不时地经历敌兵逼近、全城大震的恐慌。一些住在城里的地主因为收不上老家的租子破产了，一些有钱人远逃了，许多商铺关门了，它处处可见逃难的灾民。南昌天空灰蒙，空气里似乎都有硫磺火药的气息。
　　当夜，康泽住在南昌行营的一处客房里。卫士泡上一杯茶后就退出去了，他却不顾旅途劳累，连夜开始阅读一些江西近年的军情民政资料。
　　南昌的夜色覆盖了这个矮胖的身躯。但泛白的灯光却照射出他的面容。这一张有点横肉、略失丑陋的脸，显示了他苦寒的出身。但上扬的眉毛和森冷的目光，也衬托出他几分军人的英气。是眉目使这张脸生动起来了。
　　这是一个经历苦寒、个性极其要强的人。早在12岁时，作为失去父亲的孤儿，康泽一边帮助母亲，在租赁来的田土里苦挣苦熬，另一边则负责起了全部的家务。他时常在严冬腊月到小溪边洗衣服，手被冻出了一个个口子。但即使在这种境况下，因为先生的卑微资助，他也终于不辍读书。
　　这一年春节，他甚至在集市上摆了一个地摊，代人写春联卖字，以这样微薄的收入帮母亲过了一个年。“康家孩子”的懂事、聪明，因此在四乡八里流传着。
　　如果说，邓文仪也有过依靠资助、不辍读书的阅历，那么，与邓文仪对家庭的多少轻蔑不同，康泽始终是一个“早当家”的孩子。在早年，他始终以自己单薄的身躯，维护着这个飘零于风雨中的家庭。至于他功成名就之后，他更因孝敬母亲、爱护弟妹，成为南京盛传的“孝悌”典范。
　　如果说，在中学毕业前夕，邓文仪曾以出走的方式来抗拒结婚，并终于走进黄埔天地的话，那么康泽则恰恰相反。他父亲在世时，曾依照晚清四川广为流行的“娃娃亲”习俗，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但到他14岁，因家贫遭逢女方解除婚约。寒门贫户，自然无可抗争，但康泽从此“更加发奋图强”。
　　婚约的解除，对康泽一生的性格都有着重大影响。后来他无数次提起此事，一生都以此自我勉励。甚至，在他官居三青团头号首脑、衔至中将的时候，他的日记里还有这样的字样：“穷在闹市无人问，一旦失意，别人就敢轻辱你，过去奉承你的人就会变脸。……官场和乡村，哪里有什么区分！……”
　　如同许许多多经历过苦寒的大人物一样，这是一个凡俗、客观、始终不失市井本色的人。早年的贫寒与“懂事”，注定了他不会有贺衷寒那样逼人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也不会有邓文仪那“蔫辣椒”的性情，不会有丰悌不合群的特点。他辛勤中夹带着狡黠，汗水里透露着聪明，并以此辅助自己善于窥测局势、把握机会的权术本能。
　　是这样的形貌，形成了他令人难忘的才能。但才能之外，他的苦寒、“懂事”，一定要出人头地的雄心，也使他有着根深蒂固、市井人物般的性格弱点。几十年后，腾杰谈到他时，一方面不吝言辞地赞誉他“长策略”，是民国和陈立夫并列的两大“组织天才”之一，另一方面，也不无惋惜说他“胸襟不够宽宏”……
　　
　　腾杰的一句“可惜”，概括了康泽在蓝衣社的面貌。他扎实、刻苦、能干，使革青会、宣传处纪律严明，有声有色；同时，从励志社大会起，他先后染指特训班人事、组织“西南派”小团体，被认为“颇有破坏力”。
　　就在这样有誉有毁的形貌里，康泽渐渐崭露头角。如果说，蓝衣社的“联络处”、八宝街时期属于腾杰，接下去的半年属于在武汉反腐中一举成名的邓文仪，而1933年的前半年属于贺衷寒的话，那么，此后的一年时间，轮到的就是康泽。
　　康泽一生的前40年有三大成就：蓝衣社庞大宣传系统的缔造；震动民国的“别动队”和“新江西”模式；对三民主义青年团长达7年的控制。在此中承前启后的，就是他的别动队。1933年夏天，从组织别动队入手，康泽步入了自己一生最有成就的这个时期。
　　正是别动队使他成为蒋介石最器重的学生之一。3年多以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把它列为南京政权的三大成就之一；23年以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雄文里，特地把康泽和末代皇帝溥仪当作战犯成功改造的例子。提起他的别动队时，毛泽东说，康泽“并非没有可杀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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