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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篮衣社碎片11（作者：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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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篮衣社碎片11（作者：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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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篮衣社碎片11（作者：丁三） (612 reads)      时间: 2003-9-30 周二, 11:46      
作者：游客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第十一章 别动队
　　
　　1、
　　
　　后来声震民国的别动队，兼有军、政、警、宪、特五大职能，被康泽称为是一贴“万应如意膏”。它首先是一个军事组织，在其鼎盛时期，它下属5个纵队，管辖着2万4千名队员和3个师的正规军。它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曾有过以一个中队（连）击退方志敏部队一师的战例。
　　但它又是大半个江西、鄂东不折不扣的“军政府”。在这些地方，它建立了严密的保甲编组、“义勇壮丁队”、民兵组织，操纵着近千万居民的生杀予夺。它的势力后来还弥漫进贵州、四川，操纵了贵州全境、四川大半的政务。从1933年到抗战前夕，它在这广漠的区域内任命村镇保甲长，过问县政府工作，甚至中队长即可“代行县长职权”。
　　此外，它还监视民间、整饬军纪、执掌交通。南昌行营明文规定，其总数约8千人的便衣特务，任何人都有权调动当地正规军一个连的兵力，可以搭乘一切公私车辆，可以进入一切公私场所。这些特权至少在江西，是得到切实保证的。康泽记得，一次，在南昌的一家剧院，几名别动队特务看上了陈诚副官的靠前座位，为此大打出手，但事后副官却因“违反纪律”被撤职。另一次，别动队特务因临时征用一名师长用车，相持不下时，蒋介石亲自出面干涉，训斥了那个倒霉的师长。
　　在别动队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南京官场一直流传着它是“御林军”、“监军”，“见官大一级”的种种传说。即使是抗战爆发、康泽称“别动队不复存在了”以后，由它改编成的部队仍直接负责重庆卫戍。
　　对别动队，许多年以来，一些西方学者都有着种种迷惑。一方面，它推行教育、恢复生产、重建秩序，并且，由于它在贵州的政变，在四川的渗透，八年抗战才有了一个稳固的大后方；另一方面，在它短暂的5年历史里，它以上饶为中心，建立了数以百计的集中营，它并以砍头、挖心、活埋、点天灯等中世纪的野蛮手段，屠杀了数以十万计的民众。一直到1958年大修水库时，几省民工还在山野间挖出当年的骷髅和白骨，斑驳白骨上残留着火烧刀砍的痕迹，一个个骷髅的黑洞仍仰视天际。
　　在别动队短暂的5年历史里，它一手是“秩序”、“扶助春耕”、“复兴农村”，另一手是令人窒息的镇压、漫天的血腥和大量的死亡。它的始作俑者康泽，也有一褒一贬、截然相反的两个外号，“康青天”和“康屠夫”。它是如此的面目模糊，以至于不断地有人追问：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时间又回到了1933年夏天的那张面容、那个行程。后来声震民国的别动队，在康泽最早的构想里，不过是一个区区的“特务警察队”。它的编制只有一个大队（营）、500人。而领受的任务，也不过是简单的“组训民众、清剿散匪、恢复地方秩序”。是后来或偶然或必然的一些因素，才使渺小得如同一芥草籽的“特务警察队”，变成庞大严密、权势熏天、耸人听闻的“别动队”。
　　
　　1933年7月的一个夜晚，江西抚州已实行宵禁，黑漆一片的青石板街道上空无一人，但街角遍布着岗哨、军人。在一个古老的书院改成的临时行营里，蒋介石给风尘仆仆赶到这里的康泽下达了指令，让他编制一份“特务警察队”计划。
　　这个计划的要点，是“召集500名失业同学，予以短期训练；形成干部，成立特警队；分布各乡，编组保甲；训练壮丁、构筑碉堡；清剿散匪、肃清地方”。得到蒋介石“照办”的简洁批示后，康泽电告南京：
　　
　　调明瓦廊宣传处之傅胜蓝、陆梦衣，宪兵司令部所属之韩文焕，及肖武郎、马维骥、龚建勋、公秉藩几人，限期到南昌城外20里的星子县报到，负责“特警队”训练班。着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肖赞育处长，立即在各省区各部队，召集失业之黄埔生，限期到星子县报到。
　　这些人或者是西南人，或者是康泽《中国日报》和宣传处的“嫡系”。邓文仪曾谈到：他们“规格很高”，马维骥曾担任过军长，龚建勋、公秉藩担任过师长，但这些高级军官在计划的500人建制里，只是小小的中队长，掌握的将只有百十人枪。
　　一个前力行社成员更谈到，“仅以早期别动队之干部规格，可见……西南派势力已日渐显著”。但，当500余名“失业同学”赶到星子县、“特训班”开班后不久，一个值得一提的插曲发生了。这个插曲使“特务警察队”变成了别动队，而且，它还使康泽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权力，使后来的别动队有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
　　
　　自1932年起，明瓦廊先后派遣两批、10名成员考察纳粹德国。这一年夏天，第一批人回到了南京。其中一个叫杨周熙的黄埔六期学生，不仅在柏林写出了一本题为《孙文主义与法西斯蒂》的小册子，以修正三民主义，而且，他还注意到了柏林的一个新事务：希姆莱的党卫队。
　　与冲锋队这个群众组织相比，党卫队的出现要晚得多，一开始，它更仅仅是希特勒的私人卫队，只有区区二、三百人。但自从希特勒执政、“纳粹新秩序”的口号日渐喧嚣后，它渐渐引人注目。
　　虽然此时的党卫队，离后来统治大半个欧洲的声势还远得很，它的“新秩序”针对的不过是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和几处柏林客厅里的反希特勒密谋，但杨周熙注意到，它兼有私人卫队、“党化”雇佣军和特务组织的三重性质。
　　此外，另有一个因素使这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大胆地出现在历史的前台。
　　那就是象戏台故事一般荒诞的“上书”奇迹。在蓝衣社，先后有腾杰、刘健群两人因为一纸计划而横空出世，这些故事此时已被传播得很远，足以让一些热中权势的青年效仿了。
　　于是，杨周熙提出，蒋介石应当建立自己的党卫队。为了不招惹上海、北平那些文人的抗议，这个组织可以定名为“别动队”。它的使命是建立南京的“新秩序”。
　　但杨周熙太不了解蒋介石的理想、性格和权术手腕了。他几乎漫无边际地谈到，别动队将“直属于军委会”，以显示“特别”；蒋介石应在10个以上的中心城市组织别动队，以控制社会、左右民间；此外，每支军队里也应该有别动队人员，以防止军官的“异动”。也就是说，别动队将全盘使中国法西斯化。
　　这份计划通过邓文仪，顺利地到达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细细阅读后，写了一个长长的批示。这个批示让寝食不安的杨周熙既失望，又多少有些安慰。同意设立“军委会别动总队”，但别动队只负责“匪占区”的新秩序，此外，“不另设机构”，直接将“特务警察队”升级为别动总队，总队长是康泽，杨周熙担任副总队长。
　　同日，蒋介石下令：将“豫鄂皖赣四省合作人员训练所”的情报人员编入康泽“特训班”；将“南昌行营所辖五省党务工作”人员编入该班；勒令肖赞育“十万火急”招揽一切“失业”同学，到星子县报到。
　　星子特训班迅速扩张了，它包含七个部分：特务警察队之外，是学员大队、团干大队、政治队、壮丁军训教官班、交通总队（含公路、无线电、邮政、航政四系）、留日学生总队。它一举成为“复兴社最重要的训练机关和发展组织的场所。无论是招考学生或调训的人员，多半都成为复兴社或其外围组织的分子了”（《康泽自述》）。
　　别动队一举暴涨到2，000余人。
　　
　　2、
　　
　　因为别动队的“党卫队”性质，它也一举成为已发动“第二期革命”的蒋介石，最为关注的一个蓝衣社组织。9月21日，他离开庐山，轻车简随地抵达星子县。
　　这一天，在略显简陋的校舍里，面对两千余名特训班成员，蒋介石发表了《革命的心法---诚》的演讲。邓文仪谈到，这是“专对力行社各级干部的特别指示”。
　　出席演讲会的大半人员都是后来的别动队员。另外，“很多在南昌的力行社员也专程赶到星子去参加听讲”。
　　在硕大的孙中山和自己的画像下，一身戎装的蒋介石显得异常真诚、异常激动。这是一个不同于往昔的蒋介石。20年后，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曾访问台湾，他说在这一次的访问，以及他与蒋介石前后的几次接触中，他“从未见蒋介石笑过”。他认为这是一个“僵硬而呆板的人”。
　　40年代曾和蒋介石共事的另一个美国人，史迪威将军，更不屑于蒋介石的装腔作势、枯燥无味，他轻蔑地给蒋介石取了一个外号：这颗“花生米”。
　　不仅外国人。在连篇累牍的关于蒋介石的描述中，机械、沉闷，是几乎所有人对他的共同印象。“时势造英雄”，然而，在纷纭的大时代，这却是一个毫无个人魅力的领袖。他只是自己所代表的权力机器的符号，并且也是它的化身。南京政权一如他的面貌一般，激发不起任何人的好感。
　　但，1933年的这个特殊的夏天，面对自己的“党卫队”，这个僵硬呆板的人却流露出一生罕见的表情。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似乎在他那空茫的眼前浮现着。邓文仪后来描述到：“蒋氏在此次演讲中，情绪激昂感人，全场为之动容”；“蒋氏所流露的激昂态度，是他（邓文仪）追随蒋氏多年以来，从未见过的”。
　　他先是阐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伟大的中国第二期革命，现在已经临到我们头上，搁在我们肩上，绝对的责无旁贷。同时，我们的成功也就在目前！……我们革命的机会已经十分成熟了，已经到了最大成功的关头。……”
　　随后他进行动员：
　　“大家要做继往开来的革命党党员，做第二期革命的先锋……我们每个人要为团体、为主义、为革命来奋斗，来牺牲！”
　　再后，他开始了事实上的许诺：
　　“从今以后，一定要有真诚的革命党出来！当然我做领袖，要首先以身作则，忠于主义，忠于革命，忠于全体的党员。……自我今天将革命团体的特殊精神告诉你们以后，大家要真能从此共患难，同生死，如手如足，亲爱精诚！……”
　　两三千人鸦雀无声，静静地听完了这个长篇演讲。散会后，许多魁首、党徒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与振奋，他们一改往日清廉的自诩，走上街头聚餐。星子县凋敝街道的酒楼、饭馆，这一天的生意几乎被蓝衣社包圆了。他们在酒桌上或窃窃私语，或谈笑风生。
　　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在这个演讲中，蒋介石绝口不提业已腐朽的国民党。他所说的“团体”、“革命党”、“革命团体”，指的都是成员已发展到约7万人的蓝衣社。
　　蓝衣社作为“三大派系”之首的地位，就这样被蒋介石承认了。一直到40年后，面对自己的儿子，邓文仪都特地强调，从此，《革命的心法---诚》的演讲稿，成为蓝衣社的“基本文件”。成为它权力的依据。
　　但，出于“为尊者讳”的习惯，邓文仪并没有谈到：作为蒋介石复杂性格、权术本性的表现，也就是这一天，他下令解散“军人会”。
　　
　　蓝衣社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吸收了1万余名各类军校毕业生，其中大多数是政治军官、宪警人员、特务头目。两年里，它也多少改变了民国脆弱、涣散的图景------官场与民间、官员和社会的严重隔绝，改变了基层官兵得过且过、横行市井的习气。
　　它更使蒋介石在“二次复出”后，成为了南京无可怀疑的头号人物。但一直到此时，在蒋介石神秘的内心，南京的第一生存要务仍是维系一种脆弱的平衡。蓝衣社却破坏了这个平衡。
　　政学系首要人物、蒋介石的头号幕僚杨永泰，从1932年年底起就不断地以“养虎遗患”的历史经验来告诫蒋介石，已到了遏制蓝衣社发展的时候。随着几千名“带兵官”的进入力行社和军人会，蓝衣社已控制了南京部队的一小半。更令人恐惧的是，胡宗南、桂永清、关麟征、黄杰、俞济时、宣铁吾等十余名魁首，他们所带的兵都是南京最精锐的部队。是这个政权的基石。
　　一生最重兵权的蒋介石，对此也早已警惕。或者，对这个浙江乡下宗祠的“族长”来说，这并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家不可忽视的“法度”？1932年年底，就是“元旦公告”前夕，他指令腾杰，“停止在带兵官中发展成员”。
　　“军人会”的扩张在短短9个月后就被制止了。但复兴狂飙卷起后，又有大批校尉级军官加入了复兴社，仅仅南京的一个支社就达到六、七百人。上万名下级军官和力行社、“军人会”成员一起，依旧构成民国时期的一个势力最为惊人的军事组织。
　　“第二期革命”的构想浮现后，一方面，蒋介石注重蓝衣社惊人的潜力、民国罕见的清新与廉洁，试图以它为主力，号召社会，推进统一；另一方面，南京政权新的权力结构，也在他的心里勾勒着。毫无疑问，此时的南京已经隐约形成了四大派系。CC系的“党”，“政学系”的“政”，孔宋此时尚不显眼的金融财政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黄埔的“军”。但对最根本、最关键的军权，他能让蓝衣社一家垄断吗？
　　他不怕“蒋家天下陈家党”，但他怕“蒋家天下蓝家军”。失去军权，何来天下？
　　他近乎本能的权力意识又抬头了。一生不能出走的“分而治之”的权术手腕，不知不觉又应用出来了。1933年7月，就是贺衷寒在庐山开始训练他的3，400名政治军官的时候，他就指令一个仍然年轻、前途无量的军官，也在庐山组建了一个“军官训练团”。这个军官训练团以“带兵官”为对象，受训人员将达7，500人。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可以代表“黄埔系”。他要使黄埔几千将军、数万校尉重新组合，最终出现三个小派系，即何应钦的保定系，贺衷寒的政工系，和一个新的“武官系”。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各个权力组织的空隙间，顺当地操纵权力的平衡木。
　　他开始冷落如日中天的贺衷寒。在这个庐山的沉闷秋天，凡是贺衷寒的上行报告，他一概批示以“退回、重做”，“昏聩，不会做事”等话语。
　　他开始指责明瓦廊，指桑骂槐地指出“湖南小团体”的存在。甚至在一些场合，他拐弯抹角地说贺衷寒有“野心”，“脑后有反骨”。这些批评给肖赞育、邓文仪等造成很大的压力。至于性格乖张、原来就不大买贺衷寒帐的丰悌，更立即疏远了他。
　　“湖南小团体”被他的权威削弱了。到这一年9月，贺衷寒《一得集》第二册出版了。这本被认为是蓝衣社“最重要文献之一”的小册子，不仅流露着贺衷寒业已成熟的法西斯思想，也充满了他对蒋介石的崇仰情绪。“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创造史”、“领袖是党的重心，革命的重心，……就是他（蒋介石）”等语句，是贺衷寒水到渠成的人生观的反映，绝不简单地是谄媚讨好。但对于这本书，蒋介石却潦草地批注了“不晓大道”、“狂妄”、“可见幼稚”等话语。
　　这个黄埔建校9年以来一直的“政治领袖”，这个连政敌都不敢就他的个人忠诚加以攻击的“忠臣”，此时开始成为蒋介石的“逆子”。
　　许多老于世故的官僚都“世事洞明”地看到了贺衷寒的失宠。甚至，连康泽都隐约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但只有贺衷寒自己，虽然也偶然不解、失意、愤懑，却以容忍、等待的心思，一种“饮冰怀霜”的情结，继续在庐山上奔忙着。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是贺衷寒前半生的面貌。但，当蒋介石不为人觉察地酝酿、孵化“武官系”时，他就再也不被信任了。他一生宦海的“三起三落”，第一落就从此时开始。这一落似乎声色不动，但却巨大无比，一个“蓝衣社帝国”的主宰者，一个黄埔系的政治代表，一个南京政权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从此再也不能染指那权力的峰顶了。
　　意欲夺之，必先予之。当“武官系”已经初具雏形的时候，蒋介石谙熟民国政局规律的眼光、手腕，再次表现了出来。他先给了蓝衣社“三大派系”之首的地位，给了蓝衣社“真正的革命党”的赞誉。而如此慷慨的手笔，铺垫的都是“军人会”的解散。
　　他新近任用的那个未来“武官系”的首脑，名字叫做陈诚。
　　
　　由于军人会早已停止活动，于是，解散工作相当迅速。9月底，革青会接收了几千名军官后，易名为“中国革命同志会”。它的会章明确规定，“以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为本会发展对象”，不再接受军官的入会申请。
　　监督这个规定的，一个是周复任书记的蓝衣社“监察委员会”，另一个，则是正密切关注19路军“闽变”异动的戴笠特务处。各地分会违纪者，主要当事人处死，书记将被追究责任，直至处死。
　　森严的律令使成千上万的军官，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都被隔绝在蓝衣社阴森的入口处。直到1935年以后，随着内部纪律的慢慢松弛，这条规定才开始形同虚设。大约5万名军官、士兵又先后涌入“革命同志会”、复兴社。但此时，早期一泻千里、组织严密的蓝衣社早已完结了，对蒋介石再也构不成潜在威胁了。于是，蒋介石也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了。
　　还不仅如此。这一天，蒋介石再次下令，把西南人控制下的“革命同志会”的大约一千名失业军官并入别动队。在陈诚之外，他还要在蓝衣社内人为制造一个可以和贺衷寒、“湖南派”、政训势力想抗衡的小组织。这就是康泽、“西南派”、别动队。
　　邓文仪后来谈到，“……随别动队之坐大，以康泽为首的西南派势力终于成型”。
　　和“腾杰时代”一样，蓝衣社的“贺衷寒时代”，在短短9个月后就开始落幕了。
　　
　　3、
　　
　　效仿“党卫队”、解散军人会，使康泽不仅控制了别动队这个蓝衣社唯一的军事组织，还使他通过任觉五、叶维，间接控制了蓝衣社唯一的二级组织。一个康泽与贺衷寒、西南人与湖南人相对峙的局面出现了。
　　也是这一天，蒋介石亲自把几千名受训人员带到庐山海会寺，编为由陈诚任教育长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第四营。
　　编营当天，蒋介石亲到操场，对他们吆喝起了口令，并亲自点名报数。而后又开始训话。这同样是蒋介石一生中罕见的虽无文采、略显不伦不类、但激情澎湃的训话之一。
　　 他努力地挥动右手：
　　“同志们、军人们！……你们受训毕业以后，将要负最重要的责任，只要你们能耐劳吃苦、冒险犯难，那么，你们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你们自己可以完全不要考虑，我替你们完全负责！……”（《康泽自述》）
　　此后，陈诚公开评价：“……精神和纪律，均以四营为最好。”
　　何止是精神和纪律？数以千计的前无产流氓者、在各个城市无事生非的前“失业”学生，都已经认识到康泽将给他们带来不可限量的前途。此后几年，别动队不仅是蒋介石的私人“党军”，也是康泽的雇佣军。
　　在短短两周的庐山集训后，康泽对别动队进行了组织设计。
　　
　　这首先是一个全盘效仿党卫队的组织。康泽设立了一个庞大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总队部”。这个康泽的直属机关，下辖参谋组、指导组、交通组、总务组、秘书室，组以下设置了“股”级单位，由200余名精干的黄埔学生组成。原《中国日报》总经理顾希平、蓝衣社江西分社书记郭礼伯等康泽嫡系，更占据了要津。
　　一个装备精良的警卫队成为康泽的私人卫队。此外，总队以下，以“三三制”的党卫队编组为模式。即总队辖三大队、各大队辖三支队、各支队辖三中队、各中队辖三区队，区队下设分队。每个分队17人，不足人员到任务执行地征召。分队配轻机枪一挺，各成员步枪手枪各一支，自成一个行动单位。
　　别动队的服装也效仿党卫队，一律灰色军装、灰布绑腿、白衬衫、黑鞋、黑袜，腰扎横皮带。此外，各中队的第一区队“规定为便衣区队，持有特务证”（陈少校，《黑网录》），以方便秘密活动。组织上采用“军装掩护便衣，便衣领导军装”的原则，从而形成三层结构，即总队---便衣---普通队员。
　　大约1，200名便衣就地成为特务。最后，康泽对别动队颁布了极其严格、具有蓝衣社和党卫队双重风格的纪律：别动队成员不许辞职，每个人都要做到“生的进来、死的出去”；任何私事都要向上报告，得到批准后方可进行；在江西工作期间不许结婚，不许离开营房，每晚组长都必须组织查铺；等等。违背这些纪律中的任何一条，康泽都有直接处以死刑的权力。
　　思想控制则更为严格。康泽规定：除《领袖言行》、《力行哲学》、《我的奋斗》等书外，禁绝成员阅读任何别的书籍。
　　至于成员腐败，康泽更宣布“即使进民宅只取一只鸡、吃一顿饭而不付钱，指导组也可处死”。为杜绝腐败，他首先以身作则。许多原别动队成员几十年后都谈到，在江西的一年多时间里，康泽一直“着士兵服装，穿草鞋”，腰上别着一支匣子枪，这结合他的丑陋长相，一段时间里，许多不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只是一个伙夫。
　　这就是早期别动队的组织状况。1933年10月初，编组完成后，这群大部分装扮奇异、兵不兵民不民的人，这个带着枪管理着一半江西的“马上政府”，就开赴到以抚州为中心的前线和最近的收复区去了。它的总队部驻扎抚州，各大队沿南城、南丰、崇仁、宜黄、永丰等地散开。最后，各支队、中队及区、分队，布置满了各要线、要点。
　　蓝衣社的“别动队时代”开幕了。
　　
　　别动队首先开始的，是对前线周边10余县原和平居民的编保编甲工作。编保编甲从社会调查、户籍调查开始。
　　便衣先进乡摸底，对乡村的人口、结构、谁家有人“通敌”、谁家田地被充公或者瓜分等情况进行调查。这非常类似于后来土改时期工作队的“划分成分”准备。
　　然后，就是一个区队或者一个分队的“下乡”。这一带的精壮已经很少了，共产党的征兵运动在过去两年内声势非常浩大。这样，他们的小股武装也几乎没有受到反抗。一个支队接管一个甚至两三个县，中队接管集镇，区队、分队则深入到村庄。小半个江西在一夜之间被他们接管了。
　　接管地方后，他们在祠堂或原来的苏维埃公所，设立了无数的“临时衙门”。大堆大堆陈旧的户籍资料被翻检出来，以方便清查户口、划分保甲。
　　在他们进村进户之前，原来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色部队的人家几乎跑了个精光。此时，盖有康泽私章的勒令以布告方式，出现在村村镇镇：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别动队不咎既往。违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
　　这个一手软、一手硬的野蛮政策非常见效。方舟，这个一度负责瑞金编保组甲的康泽嫡系，后来曾谈到，连朱毛经营日久的红都瑞金，都有一千几百名“赤色群众”到县政府办理“自新”。
　　逃亡地主、富农一批批地回来了，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
　　苏区周围的几十里方圆都被辟为环状的“无人区”。康泽目光冷峻，指挥着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士兵，将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村民驱赶出他们的乡井、田土，这是这些村民们在乱世赖以生存的唯一依靠。他毫不留情，而且安置工作非常草率。
　　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了。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甲制”就开始了。
　　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制度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苏区。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枪毙灭门。一家犯事，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
　　“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方舟《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几乎没有人通敌，没有一粒米流进苏区”。
　　一个多月时间，别动队就控制了近20个县的数百万居民。“战略村”、编保编甲完成后，在别动队员、保甲长带头下，数以十万计的居民被发动起来。他们手执“刀片、长矛、锄头”等原始武器，走上大小路口，布置了数以万计的“民众盘查哨”，以盘问、检查过往路人。
　　“禁运”、封锁交通等措施，就是在强大的民间管制以及“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瑞金的钳制。
　　
　　物质禁运圈沿闽西、赣东、赣北等临近苏区的地界为第一圈，后方各省依次铺开。各绥靖专署部队、民团，都在别动队的特权下被要求配合禁运。许多远离苏区的地方也设置关隘，进行由外到内的严密盘查。盘查的重点是食盐、药品、布匹、煤油等紧缺物质，但日用品、烟草等五花八门的物品，也都列入了禁运名单。
　　此外，为“釜底抽薪”、搞垮苏区经济，苏区较为富足的产品，如纸张、木材、钨砂、樟脑、山货等，更严禁流出，并严禁“奸商”购买。康泽谈到，过去“屡次禁运不力”，是由于对苏区的“走私暴利”。而稽查部队的腐败、受贿，更是禁稽无力的根本。因此首先要对“奸商”开刀。
　　对“奸商”的这一刀，惩治极其残酷。各盘查队伍一旦发现苏区交通员、二道贩子、走私的马帮驮队，不论有无“私通敌区”嫌疑，一律就地枪毙。其次，对稽查部队则一手软一手硬：凡勾结私运者一律枪毙；凡查获物质或举报受贿者，一律予以重赏。重赏是奖励给有功人员“全部抄没”，并连升“两级薪饷”。
　　
　　稽查部队无不战战兢兢，格外卖力。后来，蒋介石以“滴水不漏”来评价别动队的这个工作。
　　物质极为匮乏的苏区，立即感觉到这个扼制的威胁。史料记载：在从境外流入物质变得非常困难以后，为反封锁，苏区的一些高级干部开始亲自领导物质工作。“……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红军工作部长李克农、执行部长李一氓两位部长的倡导下，成立了联合消费合作社，总社设在瑞金。中央苏区一些县的保卫局在总社的推动下，也相继成立了消费合作社。”
　　
　　这些小型的“合作社”继续组织着越来越困难的私运，并集中食盐等物质限量供应。但当组织私运的人一个个被捕获、枪杀后，物质的匮乏乃至没有尽头的饥饿，仍然象魔鬼一样冷冰冰地使苏区一片绝望。当时身患“打摆子”症，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毛泽东，接到何长工送来的特效药奎宁后，据说“流下了眼泪”。因为仅仅为这一小批药品，就死了一个交通员。
　　傅连璋医生回忆：毛泽东由此记住了比他小10岁的“康泽”的名字。几年后，他对埃德加-斯诺谈到了瑞金的毁灭：“……封锁……尤其是极端缺盐。……整个地区人口锐减，有时是被强行大批迁徙，有时更干脆地被集体屠杀”（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20多年后，他进一步指出，毁灭瑞金的两个主凶，一是蒋介石，再是康泽。
　　
　　在数以万计的保甲长的协助下，几万民工被发动起来。一条一条的简易公路被修建、连接，不断地通往苏区、通往瑞金。
　　在公路逐渐形成环状包围时，依照德国顾问建议而构筑的“堡垒”接连出现了。无数的钢筋、水泥、砖瓦、土灰、工兵、民夫延绵数百里，被调集往前线。四个月之内，江西共修筑了2，900余个钢筋水泥堡垒。
　　 《剑桥中国史》记载了这次工作：
　　“……至少有2万人被征来修建700英里的公路，目的是提高部队的机动性。……他们的推进路线排满了碉堡。……碉堡构成了支援网……这时民团被派驻守这些碉堡，而正规军则转入进攻状态。”
　　埃德加·斯诺形象地说，它是“一种长城……它逐渐地向里伸”。
　　1934年初，事实上，瑞金已在望。
　　
　　4、
　　
　　瑞金在望前后，康泽已接管了江西六十余县中的大约一半。别动队已迅速扩充到五个大队、一万余人。另外，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江西地方部队的两个师也划归康泽指挥。
　　“新江西模式”开始了。
　　
　　“新江西模式”是一个富有历史意味的社会实验。第一个举措是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这个举措有双重目的：争取青年；断绝苏区兵源。前者比后者更重要。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
　　刘操是原红四军交通科长、谍报科长，在一次执行外出任务时叛逃到南昌，后来到别动队驻江西泰和的第四大队部任职。他的一份回忆材料写到，当时江西农村“凡年满18岁、不足45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
　　事实上，这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大的民兵组织。至少有五十万人被编入壮丁队。它的“积极分子”则组成“铲共义勇队”。“铲共义勇队”的人数也达几万人。
　　这个举动和朱毛的“赤卫队”异常相似，不同的是它更全面、更强硬。方舟回忆：许多民间的古老警报方式都被利用了起来，“……遇有红军游击队突然袭击时，规定以鸣锣放炮作信号，并发放烟火警报，附近部队、壮丁队、铲共义勇队都得援驰。”
　　当岗哨、民兵、壮丁组织都纳入别动队的管制后，“新江西”的面貌展现了。“皖豫重团警，江西重教化”是蒋介石制定的方针。教育、反腐败这两个“百年大计”，正是“新江西”模式的关键。
　　
　　各村的男女夜校和“民众查哨站”、壮丁队、“铲共义勇队”，一起出现在每一个村庄。他们强制要求所有的成年男女都进民众夜校，每个人需要“认识500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
　　至少上千名的别动队员都担任过夜校教员。成人夜校之外，“新江西”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基础教育。别动队在江西兴建了大约2，700所学校，几乎每两三个村庄就有一个小学。这些学校以“中山小学”、“中正小学”等命名，一年多以后入学学童即达二、三十万人。结合民众夜校，两三年后，江西一举成为全国基础教育最成功的省份。
　　土墙上的标语、各种朗朗的口号声，也迅疾有力地跟了进来。一时之间，江西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共产党”、“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那些拿惯锄头的青壮，也被要求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
　　这种潜移默化的“教化”，效果几乎和“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出色。邓文仪谈到，别动队针对苏区的宣传，专门设计了一套口号。苏区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别动队提出“剿灭打家劫舍的赤匪”；苏区提出“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别动队则提出“士兵不打士兵，只打土匪；穷人不打穷人，只杀朱毛”……
　　和夜校、小学同时出现的，是一个个医疗站。从上海调集来的大批药品，大部分免费分发给头疼脑热的村民。据估计，江西期间，别动队大约设立了2，000个医疗站，受惠居民达100万人以上。
　　别动队反腐败的成就，是民国无可比拟的。比起邓文仪的武汉“清流风暴”，15年后蒋经国的“打老虎”，它声势更浩大。它并且把反腐重点直接指向官员的贪污、索贿、受贿。举报箱悬挂在村村镇镇，使别动队成功地发动起江西的千万民众，短短一年多时间，它共查处了1，200件“腐败大案”和无数小案，几乎根绝了半个江西的基层腐败。
　　在这一系列使社会“军事化”、“党化”的措施下，整个江西社会变成了一个大兵营。这种手笔、气势只是在30多年以后才重演了一次。不仅如此，他们还挨家挨户地访苦问贫，提供贷款、种子，引进农药，赈济灾害……在前线枪声不绝的时刻，江西半省出现了农业复兴的势头。
　　到1934年年底，正是朱毛部队开始史诗般的长征的时候，在江西的大部分地区，春耕、买牛、集市、田地交易等又日渐出现。耕牛和田地交易是村社繁荣的象征，别动队很少征收杂捐、摊派，使民间比过去还富裕了些。
　　江西的共产主义思潮被根本地根绝了，几年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
　　在江西，别动队也因此达到了它组织的顶峰。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7千余人，普通成员1万7千人，控制正规军3万余人，管辖着江西500万左右的居民。
　　但，这并不是“新江西”的全部。
　　
　　埃德加·斯诺曾引用“国民党自己”承认的数字说：“在对江西苏区发动的战争中，大约有100万人死于饥荒和战火。”他还引用了周恩来的话说：“红军伤亡超过6万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死者，是和战争无关的平民。
　　一些考察战后江西社会的记者和学者，他们婉转、隐约的文字背后，描述的则是在大约3年时间里，别动队累累毫无人道、血迹斑斑的恶行。在无人区、收复区和“标准战略村”，在每一个村寨乡镇，别动队成为东南部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短短几年就变成了没有男人的县份，至于寡妇村、寡妇镇更比比皆是。
　　《北华捷报》的一名记者言辞晦涩地称：……“恶棍们”对于别动队甚为恐惧。
　　宋美龄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镇压”，而在河南，“应采取相同的办法”。
　　最鲜明地折射着别动队本质的，不是江西，而是在大别山。1933年年底，因为大别山“匪患”的“死灰复燃”，“别动队一部”约2，400人开到了这里。它不仅象宋美龄所希望的“采取相同的办法”；而且，在蒋伏生，这个贺衷寒的中学同窗、蓝衣社魁首配合下，恐怖统治的漫漫长夜开始笼罩在这个自古贫瘠的土地上。它的凶残、彻底、干净利索，足以使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征服者都自愧不如。
　　
　　5、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是集体屠杀大别山近百万青壮，并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最后象野狗一样死去的一个计划。它的下达者，是那个以基督徒或至少是儒教徒自居的，在南京也颇象个慈善长者的人。它的执行者，则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
　　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就“枪杀与活埋了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
　　这是编录进邓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的记录。是蓝衣社、别动队无可抵赖的法西斯罪行。区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仅一个月时间就被别动队及蒋伏生的83师杀了上万人。此外还有上万人被关进了“临时集中营”。
　　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着。一个外国传教士在偷偷访问了集中营后，悲愤地写到：“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苟延残喘到次年的囚徒，不足千人。但事情还没有完。即使是到蒋介石下令释放这些人的时候，83师官兵还对这些人的家属大肆勒索。一摞银圆、一枚累世传家的戒指，乃至几只生蛋的老母鸡，都能换回一个人去。
　　以廉洁自居的蓝衣社，短短几个月就沦落到了发战争财、绑票勒索的地步。但这还不够，没有几天，别动队就无师自通地、为任何一个略有良知的人所不齿地，发明了军队贩卖人口的勾当。
　　那个外国传教士亲眼目睹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镇里四处可见还在冒烟的房屋，尸臭从此长年累月地弥漫在大别山的空气里。而一面面土墙上，还虚应故事地刷着“剿匪济民”的口号。
　　《皖西革命史》简单地概括：“昔日墟舍连绵的金家寨，在短短几天内就成为了一个人间的活地狱。”
　　
　　不仅别动队、蒋伏生、金家寨，而且整个的蓝衣社和大别山。“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全成为废墟。”这是一半的大别山苏区。杀戮最惨重的是天台山和老君山一线。那里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有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这当中，有青壮的逃亡，也有妇女儿童的被贩卖，但大多数人还是被杀掉了。在蓝衣社的恐怖统治下，一年时间，“苏区人口减少了60万！”斯诺惊叹着。可惜在他游历陕北、以及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时，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尚未发生，否则他可以比较一下日本匪徒和蓝衣社匪帮的武功。
　　全家被杀了66口人的徐海东对此则说道：“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杀”杀了30万人，以蓝衣社匪徒为主力的南京部队却杀了60万人；“南京大屠杀”持续的时间是6个星期，蓝衣社匪徒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而且，如果不是因为美国传教士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但，也因此，抵抗运动不久后就更加猛烈地开始了。徐海东和他的游击在大别山的数千残兵，不久后又发展到数万之众，并且因为目睹了这么多屠杀，徐海东说，“最后一次围剿的12个月里，二十五军没有一个人开小差”。
　　
　　1963年，已满60岁的康泽，结束了他15年的牢狱生涯。在最早的判决书里，他庞大的、一度权势熏天的别动队，虽然曾“直接或间接屠杀了近百万革命群众”，但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他终于在秦城监狱的第四次“战犯特赦大会”上，当场脱下囚服，换上了一身整洁的列宁装。
　　就是这一刻，一个记者拍摄下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张相片。
　　结束牢狱生活后，康泽居住在北海一带的一个普通大杂院里。因为毛泽东曾说过，“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生活出路”，这样，他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他开始依靠一份微薄的收入过日子。他深居简出，几乎没有人来探望他。但，一生就这样过去了么？在深夜的梦魇里，他不时地被惊醒。
　　他是那样的孤独，院子里的那些居民、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唱着《社会主义好》，同时把他视为一个古旧时代的残渣余孽。他们疏远、戒备着他，他从来就不能和邻居有略多的往来。……除了《参加复兴社始末》、《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缘起》等手稿之外，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回忆，是过时的大人物的娱乐。于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回忆文章，毕竟，这也是他的工作、他的饭碗。……
　　然后，这一天，在秋风萧瑟的北京，他的那两间平房，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客人。对这个客人，他曾经满心眼地不放在眼里过，但毕竟沧海桑田，一个“故人”是多么的难得，毕竟这也是他孤独生活的调剂。
　　他去买了一瓶北京产的红星牌二锅头，几两猪头肉和一些花生米，热情地招待着这个客人。一张涂有白漆的旧桌子，一张摊开的《人民日报》以及两个酒杯，就是他们的餐桌。
　　三杯酒下肚后，客人说明了来意。他掏出了自己的一份手稿。手稿的标题是《复兴社述略》，请他过目。
　　看到“复兴社”、“蓝衣社”、“别动队”、“新生活运动”等已被新时代湮没的名词时，康泽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当夜，就是他时刻挂念的儿子，带着妻子的眼泪和问候，即将通过秘密渠道、绕道香港来北京看望他的前夕，他们酩酊大醉。
　　这可能也是康泽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喝酒。陪他喝酒的这个客人是肖作霖。前国民党陆军少将，蓝衣社控制下的“中国文化学会”书记，和程潜一同在长沙和平起义的湖南人。最后，他还是席卷民国的“新生活运动”的最早提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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