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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神神道道】把金庸放在和他同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当中，比较一下【困惑的小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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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神道道】把金庸放在和他同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当中，比较一下【困惑的小白菜】

The Fifth Season
[博客]

头衔: 海归中将
声望: 博导

加入时间: 2008/09/12
文章: 4241

海归分: 567427

标题: 【神神道道】把金庸放在和他同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当中，比较一下【困惑的小白菜】 (3429 reads) 时间: 2011-5-08 周日, 13:40

作者：The Fifth Season 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傅国涌：武侠情结与皇权情结——解读金庸的文化密码

ZT困惑的小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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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楼

2001年，他到中山大学演讲，讲得更直接，因为演讲的主题就是国际形势。他在那次演讲说侠义精神不仅仅体现在社会行为上，而且应体现在国际行为上。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跟美国讲侠义呢？。讲侠义就是跟美国开战，那才叫侠义、主持公道。他说现在我们打不过他，等到打得过的时候再打。当时一个新闻界的朋友，笔名好像叫胡一刀（胡一刀是批评金庸的，但不幸的是，这个笔名还来自金庸的笔下（笑））。胡一刀的文章发表在2001年5月28日的《南方都市报》，那是一张大报，发行量也很大，把金庸批评得狗血喷头，他说金庸，金是金钱上的，庸是政丄治上的平庸。说他既不是郭靖郭大侠，也不是乔峰乔大侠，而是韦小宝。他所说的侠义精神是要等到你力量强大打得过人家时才去主持公道，那个时候需要被你拯救的人都死光了。侠义不是要在危难时出手吗？你要等到你强大才去讲侠义，所以你这个侠义是滑头的韦小宝式的。（大意）即便这样批评金庸，他也没有回应，可能没法回应。
在中山大学演讲是5月份，9月份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丄件，大约11月份他正好到广州谈版权问题，所以跟《南风窗》记者有一番交流。在《南风窗》的这一访谈中，他就大骂美国出兵阿富汗的不合法，讲“三个代表”好，然后说《南风窗》正好体现了“三个代表”的精神。他讲的最重要的一条是，本·拉登的人权不能不讲，本·拉登这个人权怎么能不讲呢？你美国不是讲人权吗？那你怎么可以去打阿富汗呢？本·拉登也是有人权的，不管是不是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他也是有人权的，你不能去抓。从六七十年代来看，反美在他的社评里也经常有表现，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我印象比较深的是1960年，台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案——雷震案，《自由中国》被封。按理说一般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去骂雷震，因为是国丄民党蒋介石独丄裁嘛，错不在雷震。结果他的《明报》却是骂雷震。为什么骂雷震呢？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美国人是非常支持雷震这个人的，既然如此那就要骂雷震。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从1949年到2003年，一如既往的坚定的反对美国，这个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也是他的一个可爱之处吧，长期的保持50年不变（全场大笑），可能他活到什么时候，都不会动摇。你看他经常去外国，可美国很少去啊。经常去澳洲、去加拿大、去英国、去欧洲，美国却是不大去。他不喜欢美国，为什么不喜欢美国，他主要说是不喜欢美国的霸道，但骨子里，我看他是不喜欢美国的自由价值观念、美国的民丄主制度，这是他的美国观。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新闻观。新闻观对他来说更是致命的，因为他是一个报人，他之所以在历史上能留下东西，也是因为办过报纸。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娱乐品，只具有大众文化层面的意义。所以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还是靠《明报》站住的，所以他的新闻观对于解读他的思想更为直接。他过去办《明报》的时候反复地讲，我这个报纸是中立的、客观的、尊重事实的、不倾向于左、也不倾向于右，对于两岸的关系，既不站在台湾一边，也不站在大陆一边，完全是中性的这样一个新闻观。这一新闻观基本上恪守了2丄0年，但从80年代开始发生了倾斜，往大陆这边倾斜了。倾斜以后呢，当时主要是香港回归问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那个时候，他就讲了，报纸只不过是老板的私器，不是社会的公器。所谓的新闻自由，并不是报社的职工向老板要求的自由。所以他认为我是老板，我有决定权，谁不同意我的观点，可以，我如果不炒你的鱿鱼，我就让你靠边站。有一个编辑部主任，也算是中层以上干部，因为不同意他的立场，他说我没有开除他，就是让他不管事了，工资给他发一点。1999年，那时他已经售出《明报》了，他到浙大召开新闻业研讨会上，他的长篇讲话，就有一条最核心的内容：什么是新闻，新闻和人民解丄放军一样就是保卫祖国，跟军队一样的功能。这个观点一出，在大陆当然是不会有任何的反响，那就像是石头抛入大海。但是在海外，在香港有过一场不小的风丄波。批评他的人很多，其中有两个，一个是董桥，是金庸的故交，曾经在明报集团工作了15年，前7年担任《明报周刊》的总编辑，后8年担任《明报》的总编辑，跟他有非常好的交情。董桥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他看过这样的讲稿后，也坐不住了，在他主持的专栏里面，写了一篇文章《金庸在杭州讲话》，题目非常轻描淡写，里面的批评也非常委婉，只是说查先生办报47年，关于新闻的事情，随便讲句话，那都是很大的事情啊。今天他这么讲，说新闻跟解丄放军一样也是保卫祖国，我读了却有了咫尺天涯之感。他说得很委婉。但是另一位不是搞新闻，跟金庸本来也是关系很亲密的，应该说他也是金庸小说的读者，张五常，搞经济学的，他也坐不住了。他也写了一篇，这篇文章已经收入《老人与海》，在大陆也是公开出版。他一条一条地把金庸的新闻观进行了清理，把他批评了一通。所以紧接着金庸到台湾去访问的时候，记者穷追不舍，问新闻为什么跟人民解丄放军的功能是一样的？他一开始不回答，但人家追问不舍，他只好说了，台湾也一样，新闻跟国军一样。有人认为，他这个话是一种应付，一种表面上的看法。

2010-8-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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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的小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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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楼

其实不一定是这样，2000年他在湖南岳麓书院开坛讲学，在那样一个庄严的场合，当记者问他对新闻什么看法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在浙大的时候，新闻系同学问我现在搞新闻怎么搞，他的回答是“服从中国共丄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我们如果把这些话连起来看，他的新闻观从最早保持公正客观，尊重事实到后来报纸是老板的私器，到最后报纸是跟解丄放军一样，那么它的新闻观也是一步一步演变过来，有这么一个几十年的漫长过程。到他晚年达到了新闻跟解丄放军一样这么一个深刻的认识，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
我们再来观察他的宗教观和金钱观，这两个可以结合起来看。我记得杭州高级中学，也算是金庸的母校。因为他曾经在浙江丽水的当年抗日战争时期的浙江临时联合中学读过书，那个中学是杭嘉湖的7所学校合在一起的，其中包括杭高、嘉兴中学等等。他一旦功成名就了，人家学校肯定要把他看成贵人，贵人都要成为校友的，那时肯定的。在座的有哪一位将来成了大人物，你哪一天在哪一个学校上过一节课，那一定要请你去当校友，这个是中国特色。杭高把金庸的画像放在校史陈列室，我去看过，挂得很大，那是它的贵人校友。学校里有一个学生前两年得了很大的病，要50万治疗费，社会纷纷捐资，甚至听说杨振宁也都捐了钱。他的同班同学都是武侠爱好者，想到一个办法，我们不是还有一个学长吗，一个贵人校友，一个大富人，那给他写信，请求伸出援手吧，联名全班同学给大侠写了一封信。大侠很慷慨，大笔一挥，送了他们一套武侠小说作品集。拿去卖吧，很值钱的。今年杭州抗击非典，那也是一件大事情，不是要搞一个雕塑吗，社会各界都慷慨解囊。金大侠远在台湾，也听到这个消息，不能落了这一笔，赶紧送书吧。还好香港出了一个大字本的《书剑恩仇录》，拿去拍卖吧，这也很值钱的，后来据说买了一千多。这样的事啊，太多了，我记忆也有限。2003年7月26号大夏天40度高温，他来杭州为他的《金庸茶馆》做宣传、推销。《都市快报》一个记者当面就问：金先生，听说你捐都是捐书，你认为是不是捐书比捐款好？谈谈你的金钱观。金大侠笑了，笑得很不自然，笑了以后，他说：“我其实造了一个房子，1400万港币，我都给了杭州市政府。”他给了这样一个回答，然后主持人马上给他打圆场。主持人说：“金大侠人很好的。你看在浙大当院长这么多年，一分工资都没要。这次来，我们要给他出场费，他也不要。”在我看来呢，他这个回答没有能按提问的意思回答。记者问的是慈善性质、公益性质的捐款。你造这个房子，自己不去住，捐给了市政府，市政府卖门票作为一个商业创收的新景点，那是两个概念，不是同一回事。至于浙大上课没拿工资，我想你们比我更清楚，他上什么课、该不该拿钱呢？那是两码事。还有一个记者马上问了，那个记者来自天津，是一个非常新锐的记者：“金大侠，我以前很崇拜你，是你多年的读者。我觉得你80岁了，还飞来飞去，挺辛苦的，到处奔波，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是缺钱花呢还是名气不够大？”这个问题也是属于比较尖锐的问题，但大侠自有妙手空空的本事，他沉思了一会就说了八个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现在大搞“金庸”产业，要把《金庸茶馆》办起来，把金庸茶馆开起来。前面这个茶馆带书名号，后面这个茶馆是真喝茶的地方，在西湖杨公堤。要把金庸产业化，要把金庸小说做成动画片，并做成游戏软件，卡通人物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发财致富的道道。他说这些都是被动的，自己不是主动的。人家要这么做，自己是盛情难却，实在不好意思推辞。他说，人家来找我，我如果不去，那好像架子太大，不好意思。他这样的回答，主持人脸上挂不住了，因为主持人刚说过这些金庸产业金庸是顾问，而且占了很大股份的。既然有了股份，这些东西就不是被动、主动可谈。通过这件事，基本可以透视他的金钱观。他自己讲了我这个人命好，买股票从来不亏，随便买买就赚，我想不赚丄钱也不行啊。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把他的宗教观放在一起，一比较就明白了。1979年他到台湾去，他找了李敖。狂人李敖是不管你的，当面给你下马威的。在李敖家里他谈了8个小时，李敖当面就问他，你不是说现在是佛教徒了吗，很虔诚，进了什么境界，什么佛经都读过了，但是你钱那么多，又不捐掉一点。佛教好像要将四大皆空，起码要讲舍弃钱财嘛，你那么多钱怎么解释啊？大侠纹风不动，置之不理。但是李敖不放过他，两年以后，1981年，他把这件事写了一篇文章，叫《金庸式的伪善和三毛式的伪善》。金庸式的伪善就是讲他的金钱问题。三毛式的伪善是讲你不是要去帮助北非沙漠里的人吗？台湾的贫苦人民很多，弱者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很多，身边的她可以帮助，并不是要坐飞机跑那么远去帮忙的。金庸自然也没办法回答。

2010-8-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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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的小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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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楼

金庸信仰佛教，一开始确实是出于寻求生命答丄案的这样一个内在需要。他的儿子在他跟第二任妻子离丄婚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一年级，19岁，选择了自杀，吊死了。金庸不承认他是为了父母离异自杀的，只说他从小就神神道道，10岁的时候就追问人生为什么的问题，想得很深，跟他母亲关系不好，反而跟我的关系很好。19岁就选择自杀是因为跟女朋友一言不和，说是要分手，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就上吊了，这是金庸的说法。跟他比较熟悉的朋友，包括香港作家林燕妮，还有其他人，他们都说主要是他妈妈要跟他爸爸离丄婚，他劝说无效，决定用放弃生命的方式表达抗议。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金庸因为做报纸，凌晨正在写社评，他没能放下手中的笔，还是继续在写，眼泪却在心里流。他把这一段写入了《倚天屠龙记》的后记里头，他说写《倚天屠龙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人生有这样的大悲痛。这个时候，我已经懂了，在修改的时候，体会过失去儿子的痛苦。那么实际上不管什么原因，儿子选择了自杀，儿子终究是死了。所以我说上帝永远是公平的，有些人大智大慧，但是上帝让他断子绝孙，上帝给每一个人永远是差不多。苹果切开来都是差不多份额，不会有人享受太多，有人得到健康，有人得到天伦之乐，有人得到了财富，有人得到了权力，看你要什么，最终得到差不多。人生还是公平的。他觉得儿子的死对他打击非常大，他要追问为什么要选择自杀，能不能在另一个世界相会。一开始他找的是《圣经》，读了很长时间，《圣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去读佛经，读了一年的佛经，他说读通了，我已经跟我儿子的心相通了。后来他对外宣布是佛教徒了，所以他在香港也支持一些佛教方面的事，支持办一个佛教杂志，据说后来花五年时间写了大量以佛教为题材的诗歌，还没有公开发表。从他的金钱观看他的宗教观，可以想见，他所谓的宗教信仰只不过是一种世俗的信仰，而不是超越于世俗之外的一种对神的追问，对生命答丄案的追问。所以他自己讲过一句话：要我舍弃钱我做不到，要我舍弃儿女我做不到，要我舍弃名利我也做不到。好了，这三句大实话一讲，金庸还是一个有几分真诚的人，说了实话，“做不到”本来是常事。如果我们把他当一个常人看，人嘛，当然舍弃不了这些。可是他说自己不是常人，他信仰佛教，所以这中间就有了矛盾。 ( https://www.aisixiang.com )
他的母亲死于抗日战争，他的父亲1950年被当作大地主枪毙了。他有这样一个家世背景，对那些事情他内心都是很有看法的。但是归根结底，他最终还是变成了这样一个人，到了晚年还是要到处忙碌，飞来飞去，一会华山论剑，一会西湖论剑，哪儿都少不了，哪儿都不拉下。所以从这些方方面面来看，他显然没有达到一个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高度。
◇与金庸同时代出生的优秀知识分子

只要我们把金庸放在和他同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当中，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能达到这样的人格高度的。他是1923年出生，往前推，1915年出生的有顾准；1919年出生的有台湾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殷海光；1917年出生的，在大陆刚刚去世不久的吴祖光先生；192丄0年出生的有《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也是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跟金庸同龄的，有刚刚去世的李慎之先生；比他年龄小一点的，1927年出生的中国律师界的良心张思之先生，朝阳大学出身的；1928年出生的，没有上过什么学的，新闻界的良心人物戴煌先生；也是1923年出生跟他同龄的，没有上过什么学，共丄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现在很活跃的何丄家栋先生。举这些人就够了，这样的人还有很多。这些人无论是生活在台湾，还是生活在大陆，跟金庸基本是同龄人，都是出生在五四运动的前后，都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狼烟中成长起来的，都经历过大时代的痛苦，那些悲欢离合，基本上都是在四十年代接受大学教育，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基本也是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而且他们跟金庸相比，他们要成就现代人格的难度更大。

2010-8-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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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的小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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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楼

为什么这么说呢？金庸1948年3月离开大陆，没有经历后来发生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灾难。他生活在有自由的殖民地香港，在思想上没有什么东西对他构成制约、干扰。他拥有亿万财产，拥有几亿读者，拥有广泛的金迷，他要成就现代人格，傲然独立，做一个具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条件是最成熟、最具备，他完全可以对一切说不，可以保持它的独立思考、独立批判，也可以退出江湖，真正的退出江湖，住在一个别人不太知道的地方，不做公众人物，颐养天年，但是他没有选择这些东西。
而跟他同时代的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比如像顾准，他在70年代，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一个人，一盏孤灯，他他所思考的深度已经达到了可以跟哈耶克这样的思想大师相对接的程度，我们不可以说他可以在学理上跟人家相抗衡，但思想的星星点点是跟人家相接轨的，已经接近人家的思路上去了。殷海光处在台湾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最严酷的戒丄严时期，被台大开除，回到家里，什么收入都没有。蒋介石怎么利诱，怎么威压，只要他能屈能伸的话，他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不会这么早就病死，但是他都拒绝了，就是这样，他还留下了在今天看来还站得住脚的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也好，其他的一些著作也好，都不是已经落伍的东西。其他的我们刚才举到的这些知识分子，大陆的，几乎都是右派，在1957年，几乎都是一锅端被端掉的，都被打成了右派，经历了2丄0年、用戴煌的书名说就叫“九死一生”的岁月。但是在这个2丄0年之后，他们都有新的反思，对中华民族有新的认识，都有重新的思考，都有重新做人的一面。比如说张思之先生，他现在是中国第一号的大律师了，他已经是七十几岁的高龄了，但他还是站在法庭的第一线，为一些别人不能接也不敢接的大案子仗义执言。他出过一本书叫《我的辩词和梦想》，是他几十年来参与律师辩护的实录。他曾经是一个法官，建国初期他就是北丄京法院的法官，因为做了右派，25年阶下囚的生活，对这个社会有了新的认识，所以决心能够重返律师岗位，要做一个真正的律师，像一个人那样站起来。李慎之可能大家更熟一点，他今年已经去世了。1999年，他以巨大的勇气写下了《风雨苍黄五十年》。这篇文章震撼了海内外，尤其震撼了跟他有共同经历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尽管他没有把自己的心里话讲透，还有种种的不足，但是他已经把大部分的真话说出来了。韦君宜已经去世了，但她在临死之前出版了《思痛录》，他是“一二·九运动”的北丄京学生领袖，投奔延安，他是一个富家子女，一个小姐去革命，一腔热血，最后到晚年，她把自己走过的光辉道路否定了。
从韦君宜到李慎之，这些人都一样，他们跟金庸相比更没有条件成就现代人格。应该说他们所受的苦难，他们所遭的罪，他们所处的更不容易的环境，接触到的西方文明更有限，他们出国的机会更少，看到外部世界的机会更少，他们要真正有所反思，有所觉醒，难度更大，但他们最终还是走过来了。但是金庸走不过来，最终反而是走向另外一条路了，为真正有良知的、有独立思想的人所小看，那是他自找的。因为他要什么都有了，他不需要什么，不需要你赐给他什么，他要钱有钱，要名有名，但是他最终还是要这么走。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其中包括个人内心深处的一些文化因子在起作用。他的文化密码里面还带有传统中国读书人往往无法超越的皇权情结，而清官情结、武侠情结无非只是它的补充罢了。[img][/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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