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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伪天津市长温世珍时期群奸罪恶活动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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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天津市长温世珍时期群奸罪恶活动纪略

520厂长

头衔: 海归准将
声望: 学员

加入时间: 2008/08/18
文章: 371

海归分: 117957

标题: 伪天津市长温世珍时期群奸罪恶活动纪略 (4185 reads) 时间: 2010-10-07 周四, 02:50

作者：520厂长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伪天津市长温世珍时期群奸罪恶活动纪略

　　（执笔人胡君素）

《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总第一五一辑），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时间：2007。

天津市政协“日伪时期史料”专题小组

本文由温世珍任内（1939. 3-1943.3）的财政局长李鹏图、教育局长何庆元、当时任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军嘱托的王士任和曾任天津伪商会会长的刘静山、邸玉堂进行了几次座谈，就他们所知，揭露温世珍任内的一些丑恶黑幕，并访问了当时社会局配给科长李竞容所谈关于混合面的情况，缀合成篇。

潘毓桂下台温世珍登场

　　1937年12月结束了平津两地的伪治安维持会，天津伪市长以北平伪警察局长潘毓桂升任。潘毓桂是个标准汉奸，有名的亲日派。他之得任伪市长，由于他在宋哲元时期，任过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政务处长，与二十九军遗留在平津两地的军政人员，有些过从，日本人想利用潘来软化这些人，潘也自告奋勇，并说他能沟通天津英法租界的联系。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拟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希望在天津的西方国家，对日本侵略中国不予置喙，不加掣肘。因此对西方国家在中国享有的权益，亦还是重视的。当时在英租界内的中国电话南局（现在四川路）和日本租界及中国地区，断绝了通话，日本人颇感不便，欲把电话接通，恢复正常。电话局长张子奇本是宋哲元委派的，同潘毓桂当然熟识，潘就任后，找曾任张自忠市长任内的科长潘玉书，替他奔走这事。日本人方面，曾拟由日本支持的交通株式会社的王燮洲代张子奇，充任斯职。伪市公署顾问石桥东洋雄偕同潘玉书访英租界当局商量，并与英国驻津总领事亚斐乐及天津英国驻军司令皮科少将接洽，往返多次。有一次，正值日本飞机轰炸由南京绕道京杭公路去上海的英国驻华公使贾德干的汽车，相谈时更为不欢。因此拖了一年多的时间，不得要领。张子奇的职务和安全，英国总领事和英国驻军司令，受过南京政府和张自忠重托和照会，而英国人也作了保证。但日本的扩张，逐渐侵犯了英国在华的权益，故迄未能圆满解决。后来英国人未征得日本方面的同意，竟宣布这个电话局由英、法、意三国租界联合共管。这样日本人认为潘毓桂是个废物。到1938年底，市公署顾问例应向特务机关汇报一年来的成绩，总结中谈到潘毓桂的市公署内，从市长以下大小职员，十之八九都吸食鸦片烟，才决定改换温世珍继任。但这是次要问题，主要原因，还是租界及电话局问题，潘毓桂未能满足日本人的意图，故把他撵走了。

　　温世珍所以能继任天津伪市长，是因为他一向以英美外交派角色自诩，而又与日本外交人物松冈洋右关系甚深。当温任伪津海关监督时，经常与松冈书信往还。温又是一个爱上条陈的人，每次上书中，除了报告他在津修改海关税则进度外，就是替日本主子出主意，献计划策。东一个计划，西一个方案，不断往松冈洋右的公事包里送。这些条陈全是适应当时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应付英美和统治中国的一些谄媚策略。松冈把温的计划反映到日本政府，引起注意。温在与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梅维亮打交道中，感情搞得不错，终于达到了日本的要求，改订了日本货进口税则。因而温世珍以中国外交官的身份，在日本国内，得到日本外务省的支持。

由于日本侵略战争发展，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国际局势起了变化。到了1939年，距天津沦陷将近两年多，天津英法租界当局，对日本侵略华北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同时这两个租界内的中国人抗日情绪仍然十分浓厚。例如在经济上，中国、交通两银行钞票，在英法租界的兑换率，高于伪联合准备银行的币值，使日本人感到棘手，天津是个国际市场，长此下去，影响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故日本人用温继潘，想利用温来改善这种局面，打通这两个租界的联系。只要英法租界不危害日本的行动，日本人是可以妥协尊重他们的利益的。当时日方有三个希望交温执行：一是电话南局问题；二是在英法租界内通电车和一切车辆；三是在英法租界开始通行公共汽车。这三个问题，法租界表示接受。因为这年德国和法国的关系，已经由紧张而宣战了，日本又是德国的同盟国，法国本身有自顾不暇之势。但一、三两项问题，需要在英租界内解决。这年英、日会谈决裂，英、日同盟已成过去，因而对日本提出的三个问题，拖延不决，终至拒绝。延至1939年6月，天津日军封锁了英租界。1940年6月，英国军队在欧洲被德军击溃，从敦刻尔克撤退，英国人不顾对中国的诺言，牺牲中国，向日本屈膝，订立天津协定，同时解决了英法租界问题。张、陈勾结摆布老汉奸

　　当日军考虑要使唤温世珍时，天津特务机关长是日本曾任驻中国大使馆武官柴山兼次郎。那时天津机关长已升格为少将级，辅佐官是浅海喜久雄中佐，浅海的内兄炭田七郎是老牌汉奸张弧（字岱杉）与日本勾结的联系人。自“九一八”中日问题紧张以来，日本豢养下的张弧，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在日本军政两界，有很高的评价；但到“七七”事变后，这个识途老马，病势日重，很难再供驱使，所有的事，均由炭田从中奔走。柴山任机关长后，张弧的长子张同礼（字筱岱）从南方到津侍病，他通过炭田与浅海的郎舅关系，以此自重。当酝酿换市长时，张同礼亦欲攫得这个地位。柴山因受李思浩谈话影响，说张家父子只能说不能办。这意味着“言大而夸，不可过信”。故浅海迭次替张进言，均遭柴山拒绝。柴山曾对浅海说：“中国人的思想情况，很难掌握，你不懂。张的事，最好你不要管。”张家父子和温世珍均是为日军作鹰犬，站在一个立场上，在日军指导下，他们早就有亲密的联系。故温上台后，张同礼扬言温是他父亲旧部，出任市长，他帮了大忙，大有以功臣自居之概。

　　1939年3月24日温世珍就任时，日本人主办的《庸报》，在头版新闻中登载张同礼任天津市公署顾问。特务机关见报，为之哗然。所有预定的日本顾问、辅佐官更为惊愕。柴山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市公署请张任顾问，那就不必要日本顾问了。第二天张找《庸报》记者否认此事。根据张的谈话，以采访不确，予以更正。事后温世珍要王士任向特务机关疏通，柴山说市公署有日本顾闽，何用他再为顾问。几经商量解释，柴山答应说，若是市长私人聘请，不是以市公署名义，那么市长请多少私人顾问那是市长私人的事，特务机关可以不管。因而张被聘为温世珍的私人顾问。他不经常到伪市公署，只是到河东温的官邸里去，不敢公开承认他是市公署的顾问。

　　初温世珍原拟要张同礼任伪市公署秘书长，他以市长未能到手，薄而不为，便推荐温在海关时所用的税务科长陈啸戡。陈与温、张关系是这样的：陈原名祖彝，福建人，寄居开封。温世珍于清末民韧，一度在河南开封高等学堂任英文教员，陈在那里读书。“七七”事变前，陈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当职员。当温任津海关监督时，他已赋闲，写信给温，叙述师生之谊。不久从北平来津谒温，温已不复记忆有此学生，嘱总务科长李鹏图代见，谓来求职。其时，监督公署税务科由会计科长赵世泽兼代，温即以税务科长升之。清末时期张同礼随父在福建做官，能说一口福建话，由温而识陈。陈以善于词令文牍，渐得温之信任，要紧事多交陈办理，一时有红项子科长之称。张既誉扬陈，温亦有此学生为慰。故陈在张的结托下，当了秘书长。张、陈为了把持伪市公署的事权，除警察和财政局外，其他所属各局，仍援旧例合署办公，各局对外不能单独行文，一切公文由市公署统一发出。最惹人注目的怪现象是各局呈市公署签呈，均须写明“谨呈秘书长转呈市长”字样，这样一来，有些重要公文均在幕后由张决定，老奸巨猾的温世珍亦只好装聋作哑。有一次伪市公署张贴布告，竟由秘书长和市长会衔，由此可见陈啸戡之得意忘形了。

　　他们为了要挟持温世珍，当温就任前，柴山有他调消息，继任者是浅海。于是温遇事迁就张，好让张在浅海那里为他打气。浅海大舅子炭田，也在市公署，每月拿到没有职名的薪金500元。这份薪金，只是炭田为张工作的代价，而不是为温服务。温世珍在官场多年，亲故甚多，用了20多人，如他的本家叔叔温馆阁和陈曲江等人。陈是安徽人，英国留学生，温用来办理英法租界的外交。温在取得市长后，一时高兴，把他自己的人都请来吃饭，在座的还有何庆元。温说你们都是我的人，有什么事尽管放手做，只要不出乱子，办完后告诉我就行了。这话后来为陈啸戡所知，通过张同礼和炭田，把此事转告这时的特务机关长浅海，浅海就把温的人逐一撵走了。从此太阿倒持，温就成了傀儡的傀儡了。

　　当张同礼挟浅海以令温世珍，陈啸戡窥视在侧，因而沆瀣一气，表里一致，这时来了一个刘孟勋。刘是辽阳人，日本高师肄业，是日军联队长古荻大佐的翻译。古荻出任太原特务机关长，其部下课长宫琦益欢调任天津社会局辅佐官。宫琦把刘孟勋带到天津，介绍给浅海。那时伪市公署外事处长兰振德升任社会局长，遗职改为主任，由刘孟勋继任。张、陈即乘机拉拢刘，为他粉饰新居，布置公馆。刘是张彪的女婿，乍出茅庐，阅历尚浅，遇事听他们的话，不久工务局长林，涵死去，刘就在他们策划下，从日本人那里要到工务局长，仍兼外事室主任，工务局每年支领高额工程费至少10余万元，只是把冲要干路修修补补，市民没有见到他修筑的马路在哪里。

　　新到任的社会局辅佐官宫琦益欢是个日本浪人，因他在太原呆过，熟悉山西情况。那年天津发大水，粮食运输困难，他便倡议由山西购进小米，接济民食，由天津商人集资，委托宫琦办理代购。这笔款项相当大，交款后，粮食迄未运来。日本统制粮食的平衡仓库，得知商人私购粮食，违反统制政策，提出异议。而商人指控宫琦借题诈财，宫琦被日本宪兵队扣押并驱逐回国。购粮投机想发财的商人，这笔损失就无结果了。兰振德出来了事，当然想在这里面搞到油水。

　　兰振德于1939年8月7日就任社会局长。在这以前祝惺元辞职后，由参事赵聘卿代理。这时竞争者有国家主义派的胡俊（字遂良）、全绍周、温铭阁等，但温世珍属意于王土任，王不就，才被兰振德抢到手。按当时力量对比，兰是抢不过王的，因而兰始终对王表示好感。兰的后台支柱是日本宪兵队长池上。兰在日租界是属于台湾谢氏三霸（谢龙阁、谢履西、谢华辉）谢龙阁系统的。胡遂良失败后，在柴山任南京汪记政府最高顾问部长时，把他介绍给伪政府的政治部长黄自强当了处长。警察局长郑遐济因逃脱犯人案被免职，警察局长由督察长阎家琦代理；日军为了扶植阎的地位，特派他翻日本考察警政。在这个期间，秘书长陈啸戡除兼任市公署宣传处长外，还想把警察局长拿到手。温世珍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把陈挖出去。陈啸戡自知他是个文人，不够当警察局长的资格，于是大造假履历，自称曾在直鲁联军徐源泉部当过旅长，拿去糊弄日本人。日本人不是傻子，一笑置之，根本不理睬，并警告他，问他做的是什么人的官？叫他不要乱来，否则连秘书长的地位恐也难保，因此他才老实一点。1941年7月前阎家琦从日本回津。这时汉口特务机关长是落合甚九郎，落合是事变前驻山海关的联队长，与阎颇有交情，落合电阎，要他就汉口警察局长，阎刚到汉口，又接天津电报，已经发表他为天津警察局长，因而又赶回就职。

　　张、陈处心积虑地要造成他们的势力，剪除温的人。教育局何庆元是温找来的，他们在背后拨弄，意图把何挤走。一次温对何说，浅海对你不满，何明知这其中定有蹊跷，就对温说，你的人都被他们赶走了，我早想不干了，温为之懷然，前市立师范学校校长王化周去职（王是维持会时就任），并未经过教育局，张、陈就决定由参事张同亮（张筱岱之弟）兼代，后来又找来一个铁路局职员台湾人林某任校长。这个学校的日本教员分为两派，时而吵嘴斗殴，闹到特务机关。浅海率刘孟勋到这所学校视察，何庆元赶到，见浅海正升堂问案，对两派日本教员大加申斥。回市公署后，浅海问何，你看教育办得这样，行吗？何说校长去留，我应负责，但对这所学校，教育局未派校长，从未过问，故无法约束。刘盂勋私下告何说，浅海知道其中经过，对你没有什么表示，你赶快找校长吧！浅海有话，他们也就不敢掣肘了。

　　傅汝勤是卫生局长，经常为备医院买药品和医疗用具，所谓经手三分肥，秘书长控制极严，必须由市公署经理科长黄荣第（字筱庵），呈明秘书长批准，才能办理。傅与药商勾结，故意要买难买的东西。傅是卢木斋的女婿，其、内弟卢开明又是温世珍的女婿，陈只好让傅自己选购。一次陈抓到傅的舞弊把柄，由是而撤销了卫生局这个机关。傅丢了人，患了中风症。卫生局到王绪高任内，才始恢复。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起，所有天津英美教会学校，均由特务机关接收管理，后来移交教育局。新学书院改为第三中学，前因省立师范校长问题，浅海曾要教育局长找人，这次第三中学校长一职，何庆元拟起用原天津水产学校校长张元第担任。这时有北洋军阀陆锦的儿子陆济恭，通过他父亲走陈啸戡的门径，想得校长。当何的呈文由教育局送市公署时，陈啸戡找何说，张元第是日本水产传习所毕业，传习所不是正式学校，两人发生争执。于是把呈文送与温亲自批示准如所拟，陈坚持己见，温不得已要何去问顾问丸茂藤平。丸茂说，这个传习所在日本很有名，并在签呈上批了“专门学校”四个字，陈仍不同意。结果打破前例，为了一个校长的任用，把呈文送到特务机关长雨宫巽那里，才算批准了。

　　洪水成灾敌伪发财

　　1939年7月，河北省山洪暴发，子牙、大清各河往下游灌注时，日军深恐天津被淹，在上游掘堤泄水，淹没好几县农田。既而洪峰滚滚东下，又想保住日本租界，在近郊掘堤泄水。即使这样，仍未阻止大水淹没天津。日本人着了慌，责成市公署防水。陈啸戡要工务局长林涵负责，并对林说，如果大水淹了天津，就把你枪毙。因为这句话林涵吓得病倒了。当水未来时，人民自动防护，各地放置土牛。大水来时，伪市公署并无防范组织，水既袭来，日本人说，小小工务局，哪有这个力量，使林涵松了一口气。林涵是天津社会名流林兆翰（字墨青）的儿子，平时受辅佐官柳田的挟制，不能施展工程专才，又因陈之恐吓，由病致死。死后柳田说是有人害死，主张解剖检验，家人阻止。其遗缺由刘孟勋走炭田门路继任局长。

　　7月中旬，当大水未来时，日本驻津总领事太田派副领事臼井访英、法两国领事，要求共同防卫，法国表示跟着日本人走，允为协助，独英国不理睬日本人的意见。日本人不是为了大水问题要求合作，更主要的是要英国人在政治上和日本協调，解决英租界和日本人的问题。英国人对大水侵袭英租界认为次要，故予拒绝，遂引起后来的严重封锁。

　　大水侵袭天津后，天津日本防卫司令官本间雅晴，在日本租界公会堂召集会议，温世珍以下各局、处长，均奉命出席。他们看见这位司令官赤足，把裤腿挽在膝下，而他们则西服革履，或是长袍马褂，觉得不好意思，于是立即相与效法，形成了不伦不类的怪现象。会上，不是讨论防水，而是讨论怎样救灾，就把防水的事交由市公署办理。日本人方面，只是注意防止变乱，加强治安。当柴山离津时曾对浅海说：如果大水侵入天津，恐怕地方上要发生变乱。因而大水来后，日本对各租界加紧封锁检查。这样，在水的侵袭中，全市商民无异坐水牢。

　　伪市公署事先并无防水准备，水来后奉命组织救护工作，成立了“天津特别市公署救灾委员会”。救灾需款，财政局以经费不够为由，曾经由伪财政局长李鹏图偕同参事赵聘卿去北平找华北临时政府财政总长汪时璟，拨到一笔款，大约20万元。这时伪市公署各局工作已完全停止，特务机关长浅海，有意提挈张同礼，认为温世珍年老，办不了这样的事，于是责成张负起救灾工作。张把各局暂时改成几个部，办公地点设在河北公园内原教育局旁的一个小学校礼堂内，开会时，张任主席，俨然代行市长职权。

　　天津的麻袋商是个发财买卖，其中以河东麻袋王家最富。这次大水将要采时，社会局长兰振德见此机不可失，即将天津市所有大、小麻袋庄存货，全部查封，不准再卖。顿时断绝了麻袋商的生计。其实水既来了，防不胜防，麻袋已无多大用处，兰只是作为敲诈手段。这件事秘书长和救灾主席不予批准，纵然兰振德和日本宪兵队有勾结，也很难设想行得通。永和麻袋庄经理王子久（即麻袋王）对人说：兰振德要了我们的命，我们活不了了。其后这件事成为中日集体贪污事件。至于他们究竟怎样分肥，搞了多少钱，因为当时搀杂了日本人在内，无人敢问，故无从得知其详。但征诸兰振德在英租界建筑的一所很新式的楼房住宅，就可想而知了。原财政局辅佐官森俊雄于1939年底，因办海关事到汉口，曾对王士任说，天津因大水救灾，中国官吏均发了大财，而且和日本人搞在一起。1940年伪市公署顾问臼井忠造，为中日集体贪污，应付困难，被迫离职。这年8月王士任由汉口回津，臼井对王说：“天津水灾，中国官吏通通的发财，特务机关没有尽他的职责，不予制止，我有负皇军委托，实在不能干了。”又说：“假定柴山机关长仍在天津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事。”言下之意，对浅海机关长表示不满。

　　张同礼经浅海奖饰，指定为救灾主席，指挥各局分部办公，对温世珍的市长地位，大有“彼可取而代也”之概。就与陈啸戡、刘孟勋配合方若，想把温挤下去。特务机关长是指导伪组织的总枢纽，他们恃浅海为奥援，把温世珍搞得在日本人面前好像毫无用处。这时方若食指大动，想拿市长，方若对王士任说希望王能够支持他。他说我两肩抬一日来津几十年，在经济金融界已有地位，不需要搞钱；所差的是现在的官阶，还是个“简”字，如果我死后，讣文上能写上一个“特”字，那就光增泉壤了。事实上，他们是同床异梦，各有各的打算。温世珍并不是庸碌无能，把他受气经过向新任的天津防卫司令官本间雅晴诉苦。本间听了温的话，原拟把张同礼驱逐出境，后采考虑到和各方面的影响，姑且把张的薪金1000元减为500元，以示警告。1940年11月初温世珍到东京出席所谓大东亚市长会议；他们又计划由方若以首席参事的身份，代理市长，利用伪华北政务委员长王揖唐（张同亮的岳父）把温挤走，由方若真除。厥因本间保驾，未能实现。

　　1940年3月，浅海升为大佐，任特务机关长，他的事务辅佐官是山下哲夫中佐。到1941年7月浅海离职，继任的是山下。在浅海任内，山下对浅海所作所为，以权利之争，意见不合，权得隐忍。一年多以后，山下升为大佐，就任机关长时，就把张同礼的顾问撤销，从政治赌博的舞台上，抱他哄到赛马赌博的华商赛马场去了。他同日本间谍浪人李内三等组织天津赛马会，他任理事长，后让与蔡国宝，以顾问名义退居幕后，操纵一切活动。机关长与日顾问的作风山下哲夫就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温世珍舒了一口气。向例每周伪市长官舍备丰盛酒筵，邀请机关长吃饭，作陪的有各局长，名为联络中日感情。这次席间温甚得意，对山下说，今后关于中国人的事，由我掌握；日本人的事，由机关长阁下掌握，贵我两方，由我和阁下事先洽妥，再交他们去办，各局长不能越级径往特务机关请示。山下对温的天真说法，报以鄙视的浅笑。但山下鉴于浅海那一套，在中日间集体贪污，把日本人的名誉搞臭了，也只得漫然应之。山下转过头来问何庆元，教育局日本教员有什么不法的事，何说：“教育局的事，应由我负责，不过希望他们有事，应先与教育局商量，不要径往特务机关或宪兵队去说，造成无谓的摩擦。”这些官腔，山下也只是笑而颔之。由于温世珍有这样的谈话，凡与特务机关没有特殊联系的局长，甚少和山下见面。在山下要离职前不久，派人讽示何庆元：说教育局长架子不小，始终未到他的官邸来过。何庆元闻知后，赶紧去请安，为山下顺了气。

　　1941年1月，伪市公署顾问臼井忠造离职，继任顾问的是丸茂藤平。丸茂是在大连发迹的，他以丸茂商店老板得任大连市日本商会会头，是个典型孜孜唯利的商人。他之所以能到伪天津市公署任顾问，是早年关东行政长官儿玉秀雄赏识他，曾由儿玉提拔，一度任过大连市长，因为贪污革职，解往日本。 “七七”事变后，随军来中国，初任北平日军最高司令部军嘱托。他来时特务机关长是浅海，因而刘孟勋对新顾问奉承唯谨，关系很好。

　　丸茂就任时，找到原任市公署、日文秘书王翰宸，做他的翻译，经常带同王到各局视察。当臼赫忠造任膝间时，甚少到市公署，各局辅佐宫都到日本居留民团向他汇报。丸茂来时，为了加强与辅佐官的联系，要他们每天到市公署顾问室向他汇报各局情况。他摸清天津中日人的一切情况后，开始伸手要钱。这时津海道尹，日租界谢氏三霸之一的谢华辉，给他介绍了一个台湾人，原在警察局任督察员的郭良（郭茂林）。为了要郭给他拉套，先荐郭在财政局挂名，每月拿100元的干薪，以巩固郭对他的忠诚。

　　从治安维持会成立起，顾问和辅佐官的薪金均是日本军部发给，不受中国方面薪金和津贴，但丸茂是个贪婪之徒，陈啸戡为了拍这位顾问的马屁，替丸茂捏造了一个假名，在伪市公署以“顾和平”名义，每月支干薪500元。所谓“顾和平”是陈啸戡想出来的，说这位顾问拿到钱，就心平气和了。如果“顾和平”想敲各局长的竹杠，就派人转告说，丸茂顾问对你怎样不好，送了钱或礼，对你的印象也就好了。刘孟勋曾用这样口吻讽示过李鹏图，李就乖乖地送了两套英国上等西服呢科给他。这样的事例甚多，不足为怪。陈啸戡曾对何庆元说：日本人很坏，我们要利用坏的弱点，尽量向坏道上引诱他们，那么我们的事就好办了。上面的事，就是陈耍的手段。

广辟税源坐地分赃

　　天津市的牙税，是一种最苛细的捐税，扰害商民，已有多年的历史，到日军统治时期，更趋繁重，上自人民食粮，下至鱼虾蔬菜，凡属大众需要而能成交的货物，无一不凭经纪人向买卖双方征课不同税额的捐税。这种苛捐杂税，有的由财政局派员征收，有的由包商征缴。不管是官收或是龟商承办，经手人员，总是弊端百出。当时伪财政局长李鹏图只坐地分赃，每月就有千百元的外快收入，但是伪市公署谁都知道有这种好处，他不敢独自吞食，必须按月给温世珍进贡。温世珍曾说：“我倒无所谓。那两个人（指张同礼、陈啸戡），你我都惹不起，敷衍敷衍他们去吧！”于蹙李鹏图把外快赃款分作四份，每月分送温、张、陈每人各一份，自留一份。

由于征收牙税是一种发财的机会，流氓地痞借口开辟税源，纷纷向财政局申请对某种尚未征税的大宗货物征收牙税，最严重的是1940年，有向以包税为生的“税虫子”宫贤辅向财政局建议对直接关系人民健康的中药材征收牙税。宫贤辅事先对日本顾问丸茂藤平疏通好，一面通过财政局征收科长贾宗献给李鹏图送了1000元贿赂，遂把这种扰商害民的建议，转呈伪市公署，立刻批准。但是公布实行后，遭到全市中药行商坚决的反对，迁延好几个月，不能实行，既经颁布，不能收回。药商被迫承认，每年由他们汇缴税款若干万元，取消了由包商征缴办法，致使两秤等量的中药涨价，结果是增加患病者的负担而了事。

三次治安强化与天津的影响

　　1941年3月，日军发动所谓一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在8月间，日军以百万大军，进犯晋察冀抗日边区根据地。到10月底完全失败，于是反过来对天津市以治安强化为理由，开始经济大检查。宣传运动活跃最紧张的要算是新民会。当时天津新民会会长，例由伪市长温世珍兼任。主其事的是张世炎，下分三大处，总务刘培煜，宣传吴秋尘，会计谷馨山。张世炎原是第三十三军商震的政训处长，投敌后任天津新民会事务部长。在天津举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宣传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以总会长身份，亲自来津指导。当时温世珍以下各局处长，和新民会张世炎以下各处长均出席会议。天津治安强化运动，主要在机关和报纸、街头宣传一阵。实质上是研究怎样控制经济战争物资，不脱离统制范围，不使点滴流入到抗日的游击地区。特别是铁块铜丝、电信器材，以及硫磺、火柴和医药卫生用品，绝对禁止运出。

　　当时天津有各式各样的统制系统机构：如米谷统制会，贸易统制会，皮革统制会，华北石油统制会等等，已经实行了严密的封锁。在经济检查后，又实行经济大检举。这是根据日军各地的经济班的情报，实行怀疑大搜查。例如1942年9月伪市商会会长刘静山甫经辞职，他那时担任同和兴粮栈总经理，在这次大检举中，遭到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有公庆成、大庆成、同和成、美丰厚等货栈经理人。所有天津河东一带各大、小货栈，无一幸免。同和兴粮栈被检举罪行，只是他们在秦皇岛购到两车皮的杂粮，未能运来天津，因青岛行市好，转口到青岛出售。米谷统制会说这是不守统制规则，扰乱了经济，结果把刘静山和同和兴经理王子久，副经理董慎之（负责管理粮食部门责任人），由宪兵队押送北平陆军监狱。刘押了一个多月释放，王、董分别判了6个月徒刑。又有原大狮子胡同鑫棉电线工厂同人宴缄三，出号后，自己跑单帮，专做五金铜丝和电线生意，也被捕判了2年。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囤集粮食配售混合面

　　白天津沦陷后，日军对稻米白面统制逐渐严格，日本人所控制的平衡仓库掌握了大量磨成的面粉。囤积起来，以小部分面粉或小麦，每月拨交伪市公署配售，余均储存，以备军用。市民不能自由购买，实行配卖制度，但是配卖有一定限量，不能满足市民需要，必须搭配购买杂粮，为了进一步统制粮食，日本人对杂粮也进行控制。因此由北京联络部（原特务机关改名），伪实业总署、新民总会三方面组成华北粮食采运社。天津则由特务机关、社会局、新民会成立分社，以原天津朝鲜银行经理斋藤茂一郎为理事长，特务机关派中山襄任顾问，市商会常务董事孙水如为专任理事。下设运销、采购、分配三科，以寿丰面粉公司副理赵季扬，新民会科长赵锟（字剑英）等兼任科长，由三津磨坊同业公会700多家为社员。除由平衡仓库和日，本人组织的小麦协会，交磨的面粉外，可以采购杂粮，磨粉售与市民，以补面粉配售的不足。这个组织，表面上是维持民食，实际是进一步为日军效劳，加强控制粮食的具体机构。

　　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宣传这是大东亚圣战，要中国人民和他同生共死，完成这个圣战任务。陈啸戡为了献媚日军，把12月8日称之为“八达日”，八达含意是达到“八紘一宇”的日子已经到来，这个称号，日本特务机关非常欣赏。伪市公署为了贯彻纪念八达日，支持大东亚圣战，又通令所有本市大小饭庄、饭馆，不准吃白面、大米，一律以文化米（高粱米）代替，以示与友邦同甘共苦。伪市长温世珍在一次招待天津防卫司令官本间雅晴时，特别以天津本地风光的贴饽饽熬鱼请他吃，并在手里拿着金黄色的窝窝头，在席间照相。还对本间说：“中国人最喜欢吃棒子面、杂粮面，现正当伟大圣战时期，我代表天津市民表示，愿意同盟邦共同甘苦，早日完成皇军圣战目的，把稻米让与日本人吃，中国人只吃粗粮。”他说这番话，深得主子的赞许，举杯互致祝贺。

　　在温世珍提倡中国人吃杂合面后，市民吃大米，已成了犯罪行为。在粮食青黄不接的紧张时期，斋藤茂一郎和中山襄与平衡仓库和小麦协会的日本人商妥，要温世珍、兰振德同意他们把各军仓库，平衡仓库，小麦协会，多年积存霉拦朽腐的小麦和杂粮，以及不堪供军马食用的饲料，大约数万吨，售与采运社，磨成混合面，配售与市民食用。这种混合面大约有五十三四种杂粮，其中含有10%的沙土。以天津市那时人口号称200万，实约170万，每人配给30斤，计5000多万斤，约合2万多吨，配给的小量面粉，是高价，不够吃时，就必须购混合面。这样在1942年春夏间，配售了约两三个月，配售时由社会局督同各区公所的配给组与三津磨坊社员粮店办理。由于这种混合面已经完全没有营养成分，其味酸辣，难以下咽，强食后大便困难。实际上吃用这种混合面的，都是没有购买力的劳动贫苦人民，那些有钱人，虽在严密统制中，还是能从日本人那里搞到大米白面。所以有了黑市，一般还是私下可以购到白面。同时各机关公务员，每人每月均有调配的粮食，如每人一袋或数袋面粉不等，当实行配售混合面时，原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吴毓麟，曾经拿着混合面做成的窝窝头到特务机关，交与机关长雨宫看，并大骂温世珍、兰振德，把这种粮食售与市民食用。雨宫看了，心里明白这是日本人搞的，温只是替罪羊。其后于1944年初，日本人又提出一批约20多种杂粮，以及扫仓库掺杂沙土的废粮，又要按温世珍时的办法磨粉配售，经化验，认为不能食用，这次没有配卖成功。当张仁蠡任伪市长时，曾清理过一次户口，实际天津人口那时只有140多万人，那么温世珍任内，按170多万人办理粮食配售，经手人吃了20多万人的空子，其舞弊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日本人在太平洋海上和英美作战时，物资逐渐缺乏，特别是铸造武器的钢铁。温世珍为了要天津市民捐献钢铁，首先把他住在特别二区，原隆顺海货店卞家的官邸铁栅栏的大门拆下来，献给特务机关，并借此大肆宣传，以示提倡。由于这个举动，公私机关和企业单位，都掀起了捐献钢铁的广泛运动，为日军搜集成千上万吨的铜铁。凡是用铁质门窗户壁的，一律换成木质。

　　瘟神下台钻营再起

　　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前夕，为了达到他的南进政策，因而对英美发动战争。不久本间雅晴调赴南洋作战，继任的是富勇。日本政府调本间来天津任防卫司令官，原因是本间曾任过日本驻英国公使馆的武官，想利用他和英国人的关系，来打通英法租界的僵局，以稳定日本侵略华北的后方，使军事上无后顾之虑。而温世珍又有办理海关减税功劳，同操纵华北关税的总税务司梅维亮搞得不错。当时英国驻军司令和总领事，遇事都和梅维亮商量。温与本间均以英语直接交谈，不用翻译。在他们的配合上，办理英法租界问题，温是本间的助手。因此在本间任内，温世珍的地位甚为稳固。既至日本对英美宣战，英租界被日军接收，日本人犹须温在英美方面搜集情报，因而温一干就是四年，比其他前后伪市长任期均长。

　　1943年，朱深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上台后对华北各省市人事有所调整。这时日本人以温世珍已失去利用价值，决定换马，就在这年3月，把他一脚蹬掉了，特务机关长雨宫拿出他口袋中的王绪高，继任伪市长。

温世珍卸任后，野心不死，仍想东山再起。这时曾捧他任伪市长的柴山兼次郎，任南京汪精卫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部的首席顾问，温世珍飞到南京，住在首都饭店，先访王士任，经转达，柴山见了温，谈了一些天津情况，因为柴山很忙，说要到杭州去。等柴山到杭州，温又跟踪而至，住在西羚饭店，又要求再见柴山，柴山对王说，没有时间，以后再说。温曾私下对王谈，他想要通过柴山的誉扬，靠近汪精卫，想要干外交。王把他的意见转告。柴山报以冷笑说，南京是个整体，他怎样挤得进来。五天以后，他又跑到上海，住在百乐门饭店，仍不死心，还是一再想要柴山接见他。柴山对温世珍的纠缠很不高兴，对王说，他干了四年的市长，已经够好了，还想得陇望蜀，太不认识自己了。要王示意他，赶快回天津，为了给他一点体面，日本人在1944年3月组织“天津对华中南交易组合”，给他安排了理事长名义的职位。这才把他的情绪平定下来。当他卸任时，天津人民为了纪念他的“功德”，曾经赠给他一副很形象的对联，文曰：

阎君再度秉权，强化治安，官也敲，吏也榨，万家齐叫苦，有岗皆成官土匪。

瘟神四年行政，安定民生，穿没衣，饥没食，现世真难熬，无人不骂老畜生！

　　这副联语的第五句内的“家齐、世真”，是影射伪警察局阎家琦和伪市长温世珍。再加上横披四个字“拦路猛虎”，拦是暗指社会局长兰振德。看了这副联语，就最足以说明温世珍等这群汉奸对天津人民的罪大恶极了。

作者：520厂长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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