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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刘源俊：应建立中华高等教育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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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俊：应建立中华高等教育新体系

四天王

头衔: 海归上校
声望: 教授

加入时间: 2010/02/20
文章: 1203

海归分: 66677

标题: 刘源俊：应建立中华高等教育新体系 (1133 reads) 时间: 2010-8-19 周四, 14:18

作者：四天王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应该建立“中华高等教育指标”
　　不宜用西方标准评价两岸四地大学

　　记者：能否请您简略描述一下目前各种大学评鉴标准的特征？

　　刘源俊：我脱离大学的行政职务若干年了，所以对台湾和大陆的大学评鉴制度，只能讲一个大概。

　　近几年大家比较关心世界上各个大学的排名，有好几个体系吧－－英国泰晤士、上海交大，台湾也有一个评鉴中心在做着世界大学的排名工作，各有各的指标，从指标算出来一个先后排序。以泰晤士报排名来讲，最近每年排名第一的都是哈佛，然后剑桥，耶鲁之类，香港的几所大学都排在前面。从两岸四地的大学排名来看，明显香港的大学最好。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才成立20年的香港科技大学，不止是在一百名之内，是在五十名之内了；而北京大学啦，清华大学啦，台湾大学啦，现在勉强开始挤进一百名。大家都以世界“百大”作为号召来努力，等等。

　　对此我是觉得，两岸四地的一些大学，可以在国际上竞争，用西方的那一套的标准，适用它，也能够做得一样好甚至比他们更好。我并不反对有大学排名，当然，很明显香港的几所大学因为是英文教学，所以排在前面，也算是中国人的大学；而台大、北大，能够进入前一百名，在西方教育体系的标准下，东方的大学能名列“百大”是光荣的事情。

　　但是，对于大部分两岸四地的大学来说，我们不宜采用这样的标准，因为那是西方的标准。大家都采用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就变得很差，是不是说很多有名的大学连两百大都没进入，都是四百名、五百名开外。我们如果还是按照目前欧美的标准去努力争取进入百大，这个就有偏差了。因为这种排名的整个价值体系，整个用的评鉴标准都是西方的。

　　当然，目前两岸四地各种指标都只能采用西方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建立好，如果我们自己建立好一种“中华高等教育指标”，那么所有两岸四地的大学它可以不用西方教育体系的指标，就可以自己去发展。假以若干年，外国的大学也开始用这个“中华高等教育”指标来排名，那就成功了。

　　过去没有人去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教育体系被认为是落后的嘛，所谓现代的大学体制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学来的，现在顶多就是一百多年的历史，对不对?而人家已经搞了八百年。以前没有信心，现在有信心了，所以“中华高等教育”的说法现在慢慢应该是开始要形成了。

中华脉络下的大学评鉴新规范值得两岸共同探讨

　　记者：如果从中华的脉络下做大学评鉴的新规范，您觉得主要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刘源俊：当然，现有的一些可以跟外国大学相通的部分，不能说完全不要它。但是应该充分考虑我们的文化脉络，比方说我们写论文为什么要用英文写?论文的评比，为什么要用SCI或SSCI这种指标?我们就用类似中文索引评比那一套系统来比较嘛。

　　但这个就需要大家努力，怎么样建立这个中文论文的水准、规范。如果不提出来，就根本不会有人去想这个东西，现在提出来了，就要去研究，这是两岸合作相通互补可以互相讨论的一个课题－－据我所知，从来还没有人谈到过这个事情。

　　评选指标存在问题要重建中华高等教育、学术指标

　　记者：以前也有学者表示，大陆有工程院院士、科学院院士，虽然人们都承认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可是由于社会科学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拥有一个量化指标，至今还没有社会科学方面的院士，这也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对此，您怎么看待？

　　刘源俊：这个也确实奇怪，因为你想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都有院士，文科却长期没有院士；最早虽然也有过院士，叫学部委员，但后来取消了。院士这个东西最早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开始的，台湾的“中研院”现在还是有“文科院士”的，它有三类，一类叫人文组，一类叫数理组，还有一类是生物组，所以在台湾是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院士”的。虽然老实说评比有一些争议，有些属于派别的问题，谁选上谁不选上，这都有争议的，不过大致还是可以有个标准的。其实自然科学、工程科学方面一样也有争议。

　　在台湾，“人文院士”也可能被别人诟病啊，他可能评判论文的标准是以SSCI或者别的什么－－所以台湾的人文组的院士中经济学、语言学、考古人类学特别多，还有一些就是与洋人合作研究中国文化历史──也就是西方人研究汉学那一套的；跟着他们来，发表的论文许多是用英文写的，用这种指标来评判，这部分人就能评得上；另外一部分人不理睬这套的，就选不上了。

　　我们知道好多重量级的文科学者，他永远当不上院士，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用的就是西方的标准，指标出了问题。像钱穆，好不容易被选进院士－－因为他是南派的，过去通常人文组院士都是属于“北大清华派”，南方所有这些人都选不上，只有钱穆一个人能选进去。我是说，不是不能选院士，但关键是评选的指标要恰当。所以我就讲要在中华文化的脉络之下，根据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的特质，来重建中华高等教育、高等学术的指标。

大学监理和自治要取得平衡

　　记者：您很强调大学的监理，也重视大学的自治，您是怎么看待监理与自治的关系的？

　　刘源俊：“大学监理”这个词老实说是我创立的，意思是把“监理”和“治理”这两个概念分开来。这个观念其实出自孙中山，孙中山谈政府时说到的“权能区分”基本就是说这个：即“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人民有权是在国民大会，政府有能就是治能，包括五权政府，都是在“能”的部分。政府做事，但人民有权来监督这个政府，基本的理念是这样。虽然实际运作是有若干问题，理念我觉得还是对的。这样的体制的观念是比较西方化的观念，孙中山先生用了西方的观念来谈。

　　那我们再来看大学，大学里面必然是有治理的部分，大学自己治理就叫自治；但是大学可不可以让它完全自治呢？这显然也是不通的。因为大学所有的资源是整个社会或者说国家的，所以一定要有某种制衡，这就是我讲的监理的部分。

　　自治和监理，是两个互补的概念。光有自治没有监理，自治会出问题；监理得过分，自治少了，大学也难以发展，问题就在于怎么样让大学的自治和监理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这应该是两岸大学共同面临的问题。因为我们采用西方大学体系，终究时间很短，也就一百多年而已，大部分大学还是近几年升级。对于如何管理好大学，这是没有一个彻底的研究的。

　　记者：就是说，管理经验还是不足的。

　　刘源俊：对，的确是这样。举例来说，台湾现在有一些佛教人士开始办大学，你就可以发现这其中的问题了：他们说是要学基督教办学的经验，但是人家基督教办大学可是有几百年的经验啊。好几个这样的大学就出了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监理的问题。

台湾的大学无法真正实现自治
　　两岸可以就此课题交流商谈

　　我再具体讲一下我所看到的问题。台湾的“国立大学”跟私立大学情况是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私立大学有一个董事会在监理，其在法律上属于法人；“国立大学”就不是法人－－就我瞭解，大陆的大学说是法人，但跟我们所认识的法人又不太一样。

　　我认为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是不是真的法人。一所大学是不是好的法人，要看他有没有恰当的董事会或者理事会来监理。台湾的“国立大学”它就没有董事会，它上面就是“教育部”，“教育部”就变成了“国立大学”实际上的“老板”；“教育部”又受“立法院”的监督──在预算等方面，于是，“立法院”也可以趁审查预算干预，“国立大学”校长就只能乖乖地听“立法院”的。若有人说台湾“国立大学”是自治的话，是骗人的。

　　做不好自治，大学的发展就会有问题。“国立大学”的结构是不如私立大学的，但私立大学也有问题：大部分私立大学的董事会是不健全的──我说的健全指适当监理，又不干预校务。如果这个学校的董事会是健全的、理想的，照理说它可以不受到政府的不当干预，可是台湾有另外一个情况：当“国立大学”都受“教育部”管制的话，“教育部”就又会用同样的规范去管制私立大学，所以私立大学还是不能自治－－本来在结构上私立大学有个董事会可以自治，但实际上教育部又透过私立学校法等等故意把董事会架空。总而言之就是，教他没办法自治，这是台湾的实际情况。

　　在台湾的大学法改革我也曾经参与，当时努力加进了一条：大学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自治权。这算是先进的一个做法──大学自治不是随便的，是在法律范围下的。实际运作不那么理想，原因就是“国立大学”它没有董事会或理事会的制度设计，不是法人，所以“教育部”管了“国立大学”的同时，也就把私立大学统统绑住。这是我对台湾大学的分析。

　　就我瞭解，大陆每个大学的运作也不太一样。我得到一个印象，在某些方面，大陆大学的自治远比台湾好得多－－台湾所有的大学统统是“教育部大学”，这是我们所诟病的；大陆的大学至少没有人会说是“教育部大学”，每个大学都拥有相当的自治空间。但是大陆的大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责任制”，当然也有不少方面难以实现“自治”。

　　总之，这是个大课题，两岸各自面对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我的主张就是，未来两岸应该好好的坐下来谈，互相交流经验。

大学自治的关键就是让教育家办大学

　　记者：您很强调大学的自治，大学的自治对培养人才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刘源俊：大学自治基本上它的意义就在于，让教育家来办大学。当没有充分自治的条件的时候，教育家或者对教育有理念的人，会裹足不前。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做了八年的东吴大学校长，从1996年做到2004年。台湾在1994年公布了新的大学法，这个大学法是相对比较开明的，刚刚我讲的那一条“大学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自治权”也是放在里面的。但到了2006年底，又新修改了“大学法”，从三千多字变成了五千多字，把以前很多开放的观念又压缩了，是一个管制型的“大学法”。换言之，刚好我做校长的那几年是比较开放的，所以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做，那一阵子至少东吴大学是“高度自治”的。

　　以现在的“大学法”和今天“教育部”的做法，我是绝对不适任的，叫我去我也不会去做，因为不能做。今日在“教育部”管制下，指标“铺天盖地”，要求配合政策的各种竞争性计划推陈出新。在这种情况下去做校长，不需要什么教育理念，是要有“特殊本领”的。

　　你刚才问培育人才的差别在哪里。谁来培育人才？当然是教授，而组织教授们的当然是靠校长，这还是很关键的。假如那些有教育理念的人都不来做校长、教务长、学生事务长了，请问这个学校怎么培育好的人才？只有在有充分自治的环境里，这些人才会出来。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建立中华高等教育观念目的是将中华文化提升到新高度

　　刘源俊：最低的层次就是论文，中文发表的论文，怎么个计演算法、评判法。目前台湾的评鉴把这方面的点数弄得很低，而在英文的期刊上点数就弄得很高，这需要打破。我相信大陆一定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强调一定要在国际上发表论文。强调的结果就是，台湾这几年发表的数目是不少，但被引用率非常的低，品质很差。所以，应鼓励用中文来写论文，这就是第一层次。

　　再高一点的层次就是，用中华本位的观点来看问题，以我在台湾的观察，大部分社会科学界，他们所依从的是西方的思维模式，做很多的研究其实就是在努力验证西方人提的理论。

　　台湾的“学霸”们多是喝着西方的奶水长大，他们强调的就是SSCI这一套，目的何在？就是要维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嘛。所以要破这个东西。

　　在研究之外，更要注重教育的种种作为。我最在意的就是要建立中华高等教育观念，举例说，我曾经在东吴大学任内要求编了一本小册子，我叫它《中华英文》──用英文介绍中华文化，介绍台湾，介绍民俗，介绍东吴大学，目的也是强调英文教学中华化，但是我卸任校长后就没人管了。台湾现在很多英文老师都是老外在教（其实许多人教的只是“美语”），都是以西方意识形态来教学生，他会教学生用英文介绍本土民俗文化吗？显然不会。中华文化必须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我一直强调的。而建立中华高等教育观念，也是为了将中华文化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四天王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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