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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的年度人物---13亿公民—中国社会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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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的年度人物---13亿公民—中国社会推动者

笨猪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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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的年度人物---13亿公民—中国社会推动者 (2506 reads) 时间: 2010-1-19 周二, 04:43

作者：笨猪塔克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13亿公民—中国社会推动者 "开胸验肺"张海超(图) 南方人物周刊

如果说，中国是2009年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者，那么，我们2009年的年度人物给予的是这一年中国社会的推动者。

他们可以是一个勇敢捍卫自身权益的普通人——奋起反抗的邓玉娇、“开胸检肺”的张海超、断指求清白的孙中界，乃至自焚的唐福珍。我们断不赞成其激烈，但钦佩其勇气。

他们可以是一个有良知的专业人士——没有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程哲的一句真言，张海超不会知道自己得的是尘肺病；没有郝劲松的“法律之斧”，孙中界恐难获得清白。

他们可以是一个有进取心的媒体记者——《东方今报》记者申子仲等人对张海超的报道，让“开胸检肺”走入公众视野；广州本地媒体的锲而不舍，让“番禺垃圾焚烧事件”成为重要议题。在国家主义和资本话语的双重拥抱下，媒体的积极进取捍卫了这个职业的尊严。

他们可以是一个锲而不舍的志愿者——吴君亮等人组成“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积10年之功，推开了“政府预算之门”。如他们所言，改造公共财政远比抽象谈论政治民主更务实。

他们可以是一群理性的社区居民——在“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中，这一群体中的敏感人士被先行激发，进而用自己组织的方式扩大声势，他们紧贴官员和政府反应变化议题，甚而采用温和合理的抗议方式，紧贴社区需求，同时带出更普遍的权益诉求，并最终取得胜利。

他们可以是官员——在接到志愿者关于预算公开的申请后，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批示：“凡属于政务公开的资料，均请提供给来函人。另外我希望今后这类政务公开资料，能够直接从我局网站上查到。要改变那种不愿让外界了解我们工作的传统观念，我们是公仆，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除了规定各级保密的材料外，当尽量让我们的工作透明化。”最新的消息是，审计署提出将会继续推动中央部门预算公开，争取再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使所有的中央部门预算都向社会公开。

他们更可以是你——3亿多网民、6亿多手机用户以及13亿中国公民。在这个“微传播时代”，你的每一次微传播，带来的是微动力，而微动力的聚合，则是变革的大力量。正是由一个个公民微动力的聚合推动，中国的崛起才有了最为扎实的根基。

左起顺时针为：阿加西、郭老、巴索风云、Kingbird、樱桃白、苏老，中间为姚姨图方迎忠

2009年11月23日，近千名市民手举“反对垃圾焚烧”标语在广州市政府前要求停建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

历经三月，番禺人用自己的理性和行动，保卫了自己的家园

第一个23日

如果把“广州番禺垃圾焚烧事件”按照时间顺序画一个图表，会发现“23日”是个关节点。

广州市市容环卫局在每个月23日会例行市民接访，2009年9月23日，时任该局局长的吕志毅在接访日对媒体表示，“一旦完成环评，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将动工开建。”

早在2006年，广州市规划局就已批准番禺区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的选址为番禺大石会江村。2006年到2009年3年间，关于番禺区要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报道也不断见诸报端。广州市国土局、番禺区政府、市规划局、市发改委也分别在自己的官方网站或有关新闻中披露这一工程的进展情况。

但2009年9月24日的这条消息，吸引了Kingbird的注意，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家附近要建一个占地365亩、日处理垃圾能力2000吨的垃圾焚烧厂。

起初，他并不知道这个吕局长口中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绝无污染，因为政府不会制造一个新的污染源”的垃圾焚烧厂，会对自己马上就要出世的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

但随手一搜——感谢网络——他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垃圾焚烧会产生大量的二噁英。这是高致癌物质。”

他第一次知道了二噁英这个专业术语。这是一种自然界中本没有的化合气体，最大的产生源来自垃圾中的塑料制品焚烧，此物极难降解，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将其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

再次感谢网络。继续搜下去，他发现情况没这么简单——国内已经有多处待建或已建垃圾焚烧地区的业主发起了反抗和停建运动。江苏吴江垃圾焚烧厂因居民抗议呼声过大，虽然建成但一直未投入使用。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则处于“缓建”状态。已经投产的周边地区居民则怨声载道，纷纷在网上发帖或组织上---访，以期停建。

“如果真的好，怎么民众没一个说赞成的？”Kingbird说。

Kingbird的房子在番禺海龙湾小区，站在自家阳台上，抬眼一望，“要建厂的地方就在那座山后面”。

紧挨着海龙湾小区的，是丽江花园小区。这是一个有着丰富维权经验的小区，2002年起，这里的业主们曾开展过绵延许久的维权运动，被称为“中国基层社区的第一次民主实践”。

在选址地点周边，还分布着祈福新邨、华南碧桂园、广州雅居乐、南国奥园与锦绣香江等多个大型楼盘。这些楼盘有些距离选址地点不足1公里，最远的也不过8公里，广州人习惯称呼这一地段为华南板块。该板块有超千亩的楼盘8个，另有若干几十亩至百亩不等的中小楼盘，目前居住于此的共有30万人。

由于没有化工厂和重工业建设，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广州市区及周边的许多白领与中产一族都喜欢在此置业。

Kingbird就是其中之一。他大学毕业后供职于一家IT企业。与父母和即将生产的妻子住在一起，刚刚买下海龙湾的一套房子，“才住进来一年多。当初买下这里，就是看中这里的环境，对老人和孩子都好。”

一年后，得知新家3公里外要建起一座会不断生产毒气二噁英的垃圾焚烧工厂时，他感到恐惧与愤怒。

危险的抗争

与Kingbird一样看到这一报道，并敏锐地嗅到了危险气息的，还有周边一些小区的居民。他们很快在丽江花园社区BBS“江外江”上找到了彼此。

9月底的一天晚上，他们相聚于丽江花园一座楼盘的206号房间，召开了第一次反垃圾焚烧的会议。

“当时的气氛搞得神神秘秘的，还叫什么‘看片会’，害怕被发现。大家都很着急，可是什么结果都没讨论出来。”

第一次会议，十几名业主无功而返。

9月28日，“江外江”上一个叫“wakao”的网友提出，可以利用10月23日的环卫局再次接访，来合理表达自己的诉求与意见。

这一建议鲜有人理会。人们像急昏了头的蚂蚁，只顾横冲直撞，还没有找到族群与回家的路。

新闻上说，国庆后就要立刻动工。Kingbird急了，他决定单枪匹马开始行动。“十一”假期期间，Kingbird和母亲“姚姨”、法律系毕业的妻子一起，起草了一份《番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起诉书》。10月3日，Kingbird将“起诉书”张贴于“江外江”上。号召大家群策群力，一起来修改，并准备国庆结束后就上告法庭。

很快有人来劝告Kingbird，“别傻了。法庭和政府是一家，你告不赢的。”

大多数人对此事仍然一无所知，即使有人知道要建一座垃圾焚烧厂，也并不清楚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少数人的呐喊，声音再大，仍显微弱。

让更多业主知道，让更多人参与到反对的阵营中来，让政府听到民意，成了Kingbird、姚姨和居住于广州碧桂园的阿加西等几名较早知道此事的业主的首要目的。

10月12日，Kingbird建起了QQ群，起名“垃圾讨论关注”，很快，200个名额就被加满了。热心的业主们开始纷纷出主意，怎样才能扩大此事的影响力。

网络攻势无法覆盖全面时，地面攻势成了有效的宣传手段——传统的派发传单和收集签名此时成了业主们的法宝。Kingbird在海龙湾，阿加西在广州碧桂园，Monica在丽江花园……10月13、14日两天，业主们自发出资、设计并制作了大量传单，在各小区人流密集处派发，向路人一一解释垃圾焚烧厂的危害。

“绝大多数人听了都很气愤。大家都表示反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家园旁边，很有可能马上就要竖起3根粗壮的金属管，24小时释放着二噁英。

10月14日，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学者李公明在《新快报》上表态，对政府决策程序的透明程度表示质疑。但同时仍然表示：番禺的垃圾只能在番禺处理。

建垃圾焚烧厂仍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Kingbird开始在“江外江”发帖，召集“第二次206会议”。这次会议最终于10月15日当天，选择在海龙湾的一家咖啡馆召开。会议参与者以丽江花园、广州碧桂园和海龙湾的十几名业主为主，并首次有一名身为记者的业主参与。

这一次业主们开始渐渐有了行动的方向。他们分为两个团队，一部分人负责起草《反对兴建垃圾焚烧处理厂倡议书》，另一部分人则负责宣传和收集反对签名。

10月16日，“江外江”在首页辟出“垃圾焚烧专版”。从这一天开始，这里正式成为了反垃圾焚烧事件中居民表达意见的大平台。

10 月17日与18日两个周末，Kingbird、姚姨、阿加西、monica等人开始分发倡议书，并收集各自小区的签名。签名按照该小区所有楼盘，一楼一张，每一户只有一个签名栏和一个意见栏，绝不多一个也绝不少一个。“没有入住的我们绝对不会冒充去签，人不在家的不签，即使是租客也不让签——只有业主才能在上面签字。”姚姨说。

大多数人都在签名反对的意见栏里，写上一句“坚决反对”或是“坚决抗议”，还有些人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表示“有需要的时候，我也要出份力”。

广州本地的媒体也开始纷纷跟进，作为华南地区新闻媒体大本营的广州，此时充分显示了自己媒体重镇的实力。它们从各个角度对本次事件进行剖析，各有侧重，完成了知识启蒙与引导民意的作用。

《新快报》的记者始终与业主们保持高度联系，业主们的活动被《新快报》如实记录，同时它还不间断地发表评论，声援业主，为业主出谋划策。《南方都市报》则发挥了社论优势，其社论直指垃圾焚烧厂选址期间不顾民意的现实，指出政府依法推进垃圾焚烧厂建设，必须将民意纳入考量环节，呼吁民众从合法合理的角度出发，自发保卫家园。此外，它组建了专门的报道小组，全方位、多角度地跟踪此事。

几家全国性媒体，则针对全世界如何处理垃圾、垃圾焚烧的具体危害等进行了科技角度的深度报道，同时，对在中国各地已然风起云涌的民众反抗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事件进行了剖析。

影响开始扩展到一些此前对此不关注的社区，许多并不经常上网的业主通过报纸，明白了这一事件的严重性。“阿姨”是距选址地4.6公里的祈福新村的一名业主，2004年，退休后的她与丈夫随女儿一家从市内搬到这里，享受着“半山之上香甜的风”。

10月中旬，她从朋友处听说要建垃圾焚烧厂，大吃一惊之余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越搜索心越凉”。

她开始向身边所有人宣传垃圾焚烧的危害。10月17日，她发现几名志愿者在小区的上下班必经之地发送传单。阿姨于是驻足停留，帮着他们一起散发并宣传。

当天下午回家时，做过20年警察的她敏锐地觉察到，自己被人跟踪了。

一个年轻小伙子寸步不离地跟着她，即使阿姨已经走进自家居住的单元，小伙子也仍在楼下徘徊。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阿姨绕了个弯，出其不意地走向正在探头探脑寻觅自己的小伙子。小伙子吓了一跳，支支吾吾一阵，溜了。

第二天，阿姨与女儿出去发完传单后，又有人继续盯梢。“他在跟着我们。”阿姨对女儿说。女儿起初不信，阿姨说，不信我们上辆公共汽车，他肯定会跟上来。结果不出所料。

她对此并无恐惧。“我又没犯法，我只是在维权。为什么要怕他们。”

在中国，环境维权是个相对温和的议题。

第二个周末，她和几个志愿者仍然一起坚守在交通要道发放传单。路人纷纷驻足声讨垃圾焚烧，路边卖快餐的店主也特意“抓了最大的鸡腿”，以示支持。由于逗留签名以示支持的业主太多，引来了20多名警察。警察表示，要带几名“组织者”回去“喝茶”。

一名母亲被强行带走，她的小女儿呆在原地放声大哭，混杂着母亲无措的哭声。阿姨也在被带走之列，她看见警察随后也将小孩子一起带入了警车。

一路上，她反反复复对小姑娘说，“妈妈是个好妈妈，妈妈不是坏人，妈妈只是配合警察叔叔。”

在警察局，她一直百折不挠地询问警察，“带我们进来，理由是什么？”警察并不作答。

两个小时后，他们被全部放出。

抗争行动，开始有了一丝危险的信号。

第二个23日

一部分业主开始意识到，仅靠自己的呼吁和媒体的报道，抗议途径会变得单一且无效，必须换用政府可以接受的方式，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表达自己的意见与诉求。

9月底那个被忽视的“10月23日上---访”意见，又被部分业主重新提出。

广州碧桂园的业主阿加西自学过法律，从一开始，阿加西就明确自己是在向政府提出“合理的意见”。

9月底得知要建垃圾焚烧厂的消息后，阿加西查阅了相关的法律和一些视频资料，“这种工程一般都会有‘环保’和‘消防’的一票否决制，就是这两方面必须达标。”

参考了其他一些引发居民与政府冲突的对环保有害的工程案例后，他开始向广州市市政园林局、环保局和市容环卫局打电话，表达自己的意见，问询环评情况。选址地的大石镇有关部门说，“这归广州市管理。”广州市相关部门则表示，“环评报告还在做，还没交上来。”或者“听说有环评报告”。

各种模棱两可的言辞让阿加西更觉蹊跷。查阅资料后，他将表达诉求的日期锁定为10月23日的广州市市容环卫局正常接访日。

在此之前，他已在网上认识了Kingbird，也与一些热心业主见了面。

“有些人提出要游行示威，又害怕出事，不敢出面。”阿加西觉得这都是些极端手段。“我们和政府沟通时，不能先带着敌意。”

10月中旬，他在网上发帖，号召大家10月23日一起去市容环卫局，向政府当面表达意见。应者寥寥。

10月23日当天，他与kingbird、其他几名业主和记者一起去了环卫局，携带此前由网友们共同拟好的《反对兴建垃圾焚烧处理厂的意见书》和收集好的各大楼盘数千签名，递交给政府官员。接待业主们的是一名处级官员，答应“2个月内给予回复”。

此后，业主们又分赴华南环科所、市政园林局和番禺市政府。但反响均平平。

前一天，王则楚在网上聊天时称，“哪里的垃圾就该哪里烧”，“番禺一定要建垃圾焚烧厂。”

这激怒了番禺的业主们。居民们已经不满于在本小区内部号召与宣传，他们在酝酿一场新的风暴。

有些业主提出10月25日在广州洛溪大桥口的百佳超市门口，表演一出口罩秀。

业主内部在悄悄起着分歧，Kingbird在网上发帖，“反对垃圾焚烧，恳请各位现阶段用温和的方式表达”，希望业主们能够留在家中，等待政府的下一步动作。

但人人都有表达自己想法的权利和不同的方式。活动当天，仍然有数十名业主聚集。他们都戴着写有“拒绝毒气”的口罩，签名反对修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一周前还在 “江外江”上征集最终方案的反垃圾焚烧文化衫也已经赶制出来，居民们人手一件，配合印有“反对垃圾焚烧，保护绿色广州”的环保车贴。

与此同时，一些一直积极参与行动的业主，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点关注”。

10月28日，网友“epccben”在“江外江”发表帖子，号召“11月1日召开晒车大会”。意指在丽江花园一处饮食娱乐中心前的空地上，停放满业主们贴满环保车贴的车。

第二天晚10点40分许，已在睡梦中的阿加西与妻子被电话吵醒。小区业委会警卫室打电话到其家中，希望他“能去趟警卫室”。阿加西以已经太晚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

4个警察直接找上了门。隔着门锁，阿加西要求他们出示了证件与传唤书。迫不得已之下，跟他们一起去了番禺区洛溪新城派出所，“了解了些情况”。其时已近半夜12点，在派出所逗留1个小时后，阿加西被准许回家。

警方传唤阿加西的理由是“涉嫌组织煽动非法集会”，当晚同样接到传唤书的还有丽江花园的3位业主。多位闻讯的业主以及传唤者家属来到洛溪新城派出所外。当晚12时30分许，被传唤时不在家的“epccben”主动来到派出所，与警方进行沟通。

随后，被传唤的业主陆续回家。

凌晨时分，“epccben”在“江外江”上主动发帖表示，“喝完夜茶回来特地到实地观察，原来道路过窄，不适合停车。”

第二天，《南方都市报》详细报道了这次“喝茶”的始末。

“晒车会”因为警察的传唤，以及丽江花园小区业委会与保卫处表示当天不会予以配合，“害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最终作罢。

业主和政府都在等待，等待着对方的下一步动作。紧张的气氛在不断升级，双方都迫切需要找到渠道，来听取彼此的声音。

10 月30日，番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在各方的关注下终于召开情况通报会。通报会持续了两个小时，番禺区市政园林局局长周剑辉和请来的4位专家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专家舒成光称， “如果比较二噁英产生的量，那么烤肉产生的二噁英比垃圾焚烧高1000倍。”专家之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二噁英研究室主任郑明辉2007年曾在《人民日报》上称二噁英是“定时化学炸弹”，座谈会上却将二噁英称为“可以控制的老虎”。

不过，番禺区市政园林局的一句承诺——“在项目环评未通过前决不开工”，仍让不少业主抱有一丝侥幸的心态。

在9月24日那条最早的新闻里，原定的项目开工日期是“国庆后”。而眼看一个月已经过去，项目迟迟仍未动工，业主们认为这是自己和媒体的行动给政府带来了压力。

11月5日，第三方的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调查显示：97.1%的受访居民反对建垃圾发电厂。而如果垃圾发电厂通过环评，几乎所有受访居民均表示不信任该结果。

但同天，番禺区媒体《番禺日报》的头版头条则是《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是民心工程》。

业主们开始寻求另一个突破口。要想打破沉默，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更有力的武器。

李坑，李坑

有人想到了李坑。

李坑，是广州市第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所在地，位于白云区太和镇，距番禺区约30公里。这个垃圾焚烧发电厂曾先后被评为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示范工程和广东省市政优良样板工程。

2000年，广州决定在太和镇永兴村附近兴建第一所垃圾焚烧发电厂时，当地村民就已激烈反对，没有村干部愿在约152亩的村集体土地征地协议上签字。最终，白云区龙归镇政府代替村委，在2001年6月14日与广州市市容环境卫生局签了征地协议。

开工前，施工方和政府还特意邀请了部分村民代表赴澳门“参观学习”垃圾焚烧项目。村民们眼中所见的垃圾焚烧厂“洁净、明亮，也没什么臭味”。这里的居民多半是些菜农，有些“一辈子都没上过网”。2002年12月18日，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终于开建。2006年起正式运行，日处理能力达到1000吨垃圾，承担了广州市1/12的垃圾日处理量。

从那时起，这座外观看上去“像个银白色的大怪物”的发电厂就成了广州市政府用以说服其他区居民建设垃圾焚烧厂的样板工程与先进案例。“该厂投产4年来，各项环保监测表明运行指标符合规范要求，其中，二噁英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达到欧盟相关标准。”广州市城管委说。

10月18日，姚姨、Kingbird和其他7名业主一起驱车赶往李坑，实地调查。调查结果令他们触目惊心。

村民们的说法是，“有臭气，白天还好，一到晚上，连窗都不敢开！晚上睡觉都能被熏醒。”姚姨自己的感受则是，“那臭气像尸臭。”

菜农们因为担心怕被污染，连种菜的水都不敢用当地的水源。更恐怖的消息是，村里这几年患癌症的人数在逐年递增。村民们没有过具体的统计，只知道，“死的人明显变多了。”还有些刚出生的小孩，“得了一种说不出的怪病，长得畸形，送到医院都不知道为啥。”

震惊的业主们回到家中，迅速将李坑的现状发表在互联网上，予以传播。

引爆点

2009年11月8日，周日上午，广州地铁里乘客人满为患。一个身穿环保T恤、头戴防毒面具、手拿环保口号车贴“反对垃圾焚烧，保护绿色广州”的年轻女孩，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两个小时中，她游走于15个地铁站之间，并在广州市中心的大型购物商场天河城内逗留超过半小时。

其间，行人纷纷对她的怪异装束侧目而视，不断有人对她举起相机，她则高举手中的车贴，予以回应。

在回到出发的地铁站后，她被当地派出所请去“喝茶”。

随后，她将自己这一天的经历以网名“樱桃白”写成帖子，《今天环保造型游地铁以及在夏滘派出所喝茶的经过》，发布于“江外江”上。

和以往宣传环保的文章中悲壮与沉重的语气不同，“樱桃白”所写的帖子笔触活泼、言语幽默，还辅以自己“出格”的防毒面具造型照。当天这个帖子就被疯狂转帖，天涯社区、新浪微博、开心网与各大番禺社区论坛均出现了有关“樱桃白”的文章，网民纷纷向其致敬，称她为“史上最牛环保妹妹”。

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在国内已不是第一起，北京、上海、江苏，乃至广州本身都已有各种民间团体与小区业主自发反建，但均只限于杯子里的风暴。樱桃白的这一举动，却借助网络传播，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引爆效应——这个番禺事件一跃成为广州乃至全国的议题。

越来越多居住在番禺区以外的市民因为这条有趣的新闻而开始关心，“什么是垃圾焚烧？”“番禺人为什么要反对？”

“现在想想，我那天的造型的确有失考虑，万一别人把我当恐怖分子在地铁里放毒气就不好了。”“樱桃白”回忆起这次“人生中最大胆的表现”，虽然承认行动方式欠妥，但她收获了想要的结果——让更多人关注番禺要建垃圾焚烧厂。

此时，距离番禺居民愤而发起行动抵制建设垃圾焚烧厂、保护家园环境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BBS上的抗争和外地媒体的突破

在“江外江”的资深网友“曹哥”看来，10月23日至11月23日之间，是“江外江”上讨论垃圾焚烧突然升温的一段时间。每天晚上，论坛斑竹都需要工作到半夜2点，才能处理完所有的帖子。

论坛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激愤期”。帖子语言慷慨悲壮，却无法提出可采信意见。人们渐渐发现，这样的讨论无效，且容易把垃圾焚烧问题“简化成番禺的问题”。

不仅仅是李坑，也不仅仅是番禺，“垃圾焚烧是全广州乃至全中国的问题。”11月11日，樱桃白在“江外江”发帖，提出“我们被人为孤立甚至被人为对立了”。

在樱桃白看来，建垃圾焚烧厂需要引起全广州市民的关注。而不是“被人为分割成几个小区域内的问题。李坑在没有人关心、村民仅发出微弱抵抗声音的情况下就被建了电厂。而番禺30万人抵制垃圾电厂的声音又显得如此苍白而自私！”

这张帖子被迅速加精，并广泛传播，番禺的业主们醒悟到，自己有可能就是下一个会江村村民。于是，他们将抗争目标从一开始的番禺不建垃圾焚烧厂，改成了推行垃圾分类，杜绝一切垃圾焚烧项目。

Netkingfish是“江外江”上一名热心网友。与樱桃白、阿加西等人不同，他并不参与任何地面宣传活动，只是每天在“江外江”上发帖。

他赞同樱桃白的观点。番禺不建，其他地方还是要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将是全广州的问题，等到如预期中一样广州建起4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时，他就将“逃无可逃”。因此，他热切地响应着这个帖子，四处宣传，要求停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政府给永兴村村民以实际的经济补偿。

像 Netkingfish一样的网民，是这次事件的中坚力量。他们有效地辨别了有用的言论，并令其快速传播，在短时间内让更多的业主参与，并得出更为准确的看法与观点。互联网的力量，聚合了民间高手，他们自发地参与其中，每个人的优点聚合在一起，就衍生出了更为强大的力量。

“番禺的业主们非常聪明，他们都是中产阶级，有知识、有文化，学习能力很强。所以往往能够群策群力，很快找到最有效的方法。”一位知名时评人如是评价。

11 月上旬，网友们自发搜集了国内所有垃圾焚烧的相关报道以及其他地区反建垃圾焚烧厂的案例，张贴于“江外江”论坛上，作为学习材料。根据经验，业主们总结出了成功之道——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联合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告诉政府这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真实民意的反映，才能最终获得胜利。

业主们开始主动联系外地媒体，《中国新闻周刊》、《财经》等新闻杂志纷纷派遣记者来到广州，做进一步的深度调查。《中国新闻周刊》披露的“李坑癌症死亡名单”则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了轰动。

在所有的媒体中，CCTV及《人民日报》，是让业主们最为兴奋的两家。CCTV的《新闻调查》栏目专门派遣记者来到广州，采访了业主姚姨等人，并走访了大石镇会江村、李坑永兴村等地，实地了解了民意、观察了现实的生态环境。并采访到了一些相关官员及学者，在节目中，“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而《人民日报》的报道，则被业主理解为是来自更权威机构的表态。

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国内135家报纸的监测，中央级媒体、市场化媒体、地方媒体11月份关于番禺“垃圾门”的报道篇数，分别是10月的3倍、9倍和6倍。

而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业主们主动回避了“某些引诱我们说对政府不满的媒体。”“我们不是反政府，只是反对垃圾焚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有的业主都如是强调。

第三个23日

11月9日，广州市城管委正式挂牌成立。根据规定，市城管委将会参与市容环境卫生等设施建设项目的选定、竣工验收等工作。而11月23日，将会是城管委成立后的第一个公开接访日。

业主们知道，自己找到了那条“合理合法的途径”。

接下来的两周之内，业主们的焦点转移到了如何更好地利用这次接访的机会。业主们商量好，当天要穿环保T恤衫，手持车贴，戴写有“抵制毒气”的口罩。他们自发印制了数千张传单，在各大楼盘内派发，宣传号召更多的业主11月23日能够一同前去，并群发短信给所有自己认识的番禺业主，号召“一人一条短信，一起救救番禺”。

在网上，业主们利用一切的可能渠道来宣传这个难得的机会。无论是新浪微博、Twitter、开心网、天涯社区还是“江外江”，随处可见业主们自己制作的交通路线示意图与相关情况介绍。

而广州本地媒体亦利用这一机会，打破沉默，不失时机地刊登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介绍，强调11月23日是个可以让政府直接倾听民意的机会。

蹊跷的是，11月23日前一天，广州市召开番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建设情况新闻通报会。此时，吕志毅已经调任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会上，吕副秘书长还态度强硬地表示，广州将坚定不移地推进垃圾焚烧发电。不单是番禺，从化、增城、花都等地也都将陆续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

这一强硬表态最终激怒了业主。

11月23日当天，天刚微亮就陆续有业主奔赴数十公里外的城管委接访地点，当天赶赴现场的业主共计有上千人。

早上8点，城管委还未开门，门外就已聚集了数以百计的业主。8点半，城管委开门后，排队领取信访登记表的业主们被告知，一张登记表最多只能带5个人“上楼 ”，三楼才是正式的接访地点，而登记表准备的数量也根本不够用。失望的业主们自发复印了登记表，却又发现接访程序缓慢，半个小时也处理不完一张接访表的业主代表意见，而接访表登记号却已经排到了500多号。

根据规定，城管委的接访日只有半天时间。上千名业主的意见根本无人听取，他们急了，手持标语，齐喊口号，先是向着过往行人宣传，继而随着人流，缓慢“散步”到附近的广州市政府门前，喊着形形色色的口号，要求“抵制垃圾焚烧”、“领导出来接访”。

一名70余岁的老太太在队伍前列突然颤巍巍地跪在地上，一言不发，只是跪着。不断有业主上前搀扶老太太起来，老太太只是执拗地甩开对方的手，最终也只是跪着。2小时后，老太太被丈夫强行带走，泪眼滂沱。

一些会江村村民也来到了现场，多半都是些老太太，七嘴八舌地述说着垃圾焚烧可能带来的危害，四处寻找媒体倾诉自己的烦恼。

除了那一抹悲情的元素，现场绝大多数时间仍然保持着稳定。临时买来的话筒在民众间自由地传递，每个人有意见都可以自由表达，业主们还带来了早已准备好的“李坑癌症患者名单”，向当天云集现场的中外媒体记者分发。

中午时分，警察封锁了两侧的通道。有些业主自发“退出散步”，买来了包子、零食和水，再传递给仍在里面的业主。人们坐在地上分食、谈天，时不时高喊一两句口号。气氛颇为轻松。

住在锦绣香江的李小姐也是11月23日当天的积极分子，怀孕8个月的她当天吸引了不少媒体的镜头。她已有一个在上幼儿园的儿子。当天，她联合了幼儿园的其他家长朋友一起开车来参与“散步”。因为，“不上---访，不出力，有一天我会后悔的。”

僵持中，政府要求民众“派5个代表出来”，有些业主想要挺身而出，被旁人劝阻。民众高喊，“我们不要被代表”。参与过狮子会等民间团体活动、拥有丰富社会活动经验的李小姐事后评价，“大家都很明智，也很理智。”

下午2点半左右，人群“散步”到市政府附近的人民公园，活动和平落幕。

不过，下午5时半，业主们发现，“江外江”上所有的照片和视频全部不见了，只留有文字。

不过，这都无法阻挠民众继续讨论的热情。11月24日，“江外江”论坛上的垃圾焚烧厂讨论专版共有1900余条新帖发表。“曹哥”和他的朋友们记得清楚，那一天创下了“江外江”成立7年以来的发帖纪录，整个论坛加起来，共发表了3333条新帖子。

追踪利益

下一步，该怎么办？

根据经验，在国内每一起引发巨大争议的建设项目背后，几乎都隐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关系。网友们在分析各级政府的表态后，发觉吕志毅强硬的态度颇有蹊跷。

有人开始“人肉搜索”吕志毅。12月1日，一条消息在新浪微博和业主QQ群上被疯狂转发：“现已查清，坚决要求垃圾焚烧的广州市副秘书长吕志毅和垃圾焚烧利益集团存在密切关联，其弟吕志平是垃圾焚烧控股公司广日集团物流公司总经理，其大学刚毕业的儿子吕仁斌(或作吕延斌)是垃圾焚烧投资商广州环投公司采购部经理。”

当晚，樱桃白从此次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承建方——广日集团的内部网站发现了 “吕志平”的踪迹。在该网站2008年8月15日一个摄影比赛通知的网页上，樱桃白赫然发现大赛组委会成员里有“吕志平”。更晚一些时候，另一条消息也悄悄流传开：“纠正，吕志毅儿子叫吕延斌，不是吕仁斌，来自权威消息源。”

12月2日，通过常规渠道登录广日集团网站，打开这则主题为“广日风采”的摄影比赛通知，已经看不到“吕志平”的名字。然而，如果通过网页快照功能就会发现，如网友所述，组委会成员中，“吕志平”赫然在目。

12月4日，《南方都市报》用3个整版报道了吕志毅原任局长的广州市市容环卫局“借用”两辆应属广日集团所有的轿车一事。同时梳理出了以造电梯见长的广日集团缘何进军垃圾焚烧产业，又是如何取得油水颇丰的广州垃圾终端处理权的。

业主们开始渐渐醒悟，垃圾焚烧的背后，是一条若隐若现的产业链。每年，这条产业链将会给相关利益集团带来上千万的收益。禁绝垃圾焚烧发电厂，无疑就是断了他们的财路。

“我们要打的是一场持久战啊。”阿加西说。

他开始频繁与广东省以外的媒体记者联系，同时与北京一些“反烧派”专家保持紧密沟通，参与业内讨论会议，并偕同李坑居民代表前往北京，表达自己的切身体会，将李坑与番禺结为利益共同体。

为了更好地联系各地业主，方便日后宣传活动，他和其他一些热心这项运动的业主整理出了各个小区曾经志愿帮忙的业主通讯录。“不是组织，我们谁也没能耐去组织别人。一切都要大家说了算。谁说得对，就听谁的。”

巴索风云一直坚称，所有的活动都是“无组织，有理性”，“没人愿意当领袖。”樱桃白则将自己的签名档改成了，“姐不下地狱，谁爱下谁下去。”

在“曹哥”看来，这次抗议活动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像当年“厦门市民PX保卫战”中的连岳一样，充当意见领袖的作用，“没有谁的话是绝对真理。没有领袖，最多只能说有些明星。”

阶段性胜利

时间进入12月初，一条新闻吸引了不少番禺业主的注意力。广州市花都区也在筹建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且推进速度很快，已经进展到了二次环评阶段。

是联合花都，坚持全广州共进退？还是牺牲花都，与政府相互让步？业主们的意见也各有分歧。

有些人在“江外江”发帖声援花都，指出反垃圾焚烧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战役。花都失守，番禺唇亡齿寒。有些人则表示，花都垃圾焚烧厂选址周边的确没有大型小区，受影响范围小于番禺。而且利益链的根除绝非一日之计。只有双方各让一步，才能保住“最重要的东西”。

他们有着中产阶级特有的审慎与理性，如阿加西所说，“要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权利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2月10日，番禺区政府表示，暂缓垃圾发电厂项目选址及建设工作，并启动有关垃圾处理设施选址的全民讨论。重新选址与建设的日程，被推迟到了亚运会结束后的2011年1月。

这是权宜之策，还是缓兵之计？面对那份简略的推进时间表和政府召开座谈会上面目可疑的专家们，业主们开始了内部辩论。

与前几次被动等待政府接访，或是在业主内部展开活动不同，这一次，业主们选择了自己创造机会来主动与政府接洽，让政府倾听民意。

12月15日，巴索风云在“江外江”上发表了一封“邀请函”，公开邀请番禺区区委书记谭应华与区长楼旭逵于12月27日亲赴丽江花园，与业主面对面交流。随后，他又将邀请函送交番禺区信访办及番禺区政府收发室，希望能够转交给楼区长。

这封邀请函得到了网友们的一致附议，并被广州市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谭书记公开表示，愿意于12月20日早上前往丽江花园，参加座谈会。“业主邀请我27号来，我想能不能早点，越快越好。”

业主们十分兴奋，樱桃白在“江外江”发帖，紧急召集业主见面会的会务组，号召更多志愿者加入座谈会筹备工作中去。巴索风云人在外地出差，特地通过电话与“江外江”论坛，遥控与丽江花园业委会进行斡旋，成功说服丽江花园提供场地。

就在此时，巴索风云突然发现自己身为座谈会邀请人，却根本没有参加座谈会的资格。

广州市市政园林局要求，所有参加座谈会的业主必须持有由园林局盖章的邀请函，而丽江花园居委会则将30余个名额全部留给了一年前业委会换届时选出的居民代表。没有邀请函的业主届时将无法入场。

座谈会当天，100多位无法入场的业主们在场外高呼，“我们不要被代表。”谭书记则称，只要座谈会现场还站得下人，就可以让更多业主们进来。15名额外增补的业主最终得以进场，巴索风云也是其中之一。

会后，谭书记再次重申，大石镇会江村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已经“正式停建”，相关的重新选址项目会于2011年再行启动。

一场持续3个月之久的反垃圾焚烧运动，终于阶段性落幕。

这一天，丽江花园内的3家房产中介给出了一样的答案，“刚刚传出要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消息时，房价小幅下跌了一下。之后就回复正常了，价格基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番禺的业主们自发地团结起来，抗争到底，绝不抛售。”

Netkingfish接儿子放学时，看着儿子蹦蹦跳跳地穿过丽江花园那片有天鹅和小鸭子穿梭、碧波盈盈的湖面，在绿树和红花的映衬下，笑得一脸阳光。他就觉得由衷的幸福。

但樱桃白的担忧远大于兴奋：“一天不停止所有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我们的运动就一天都不会停止。”

网友“湘南土匪”发帖：我们远没有胜利！他用醒目的红色字体标注：李坑，李坑，请大家关注李坑。“如果我们不再关注李坑，我觉得我们只是一些小丑。”阿加西还在手把手地教永兴村村民上网，以便获取关于垃圾焚烧项目的最新消息，同时将自身的情况更好、更直接地披露于外界。

2009 年的9月16日，在拿到61.5万元的赔偿款后，张海超向曾经采访他的全国几十家媒体记者发了这样一条短信：“虽然经历了种种曲折，但事情最终有了结果，我的几个工友也在调解之下得到了相应赔偿，各个程序都特事特办地解决了。我很幸运被关注，也希望有关部门更多地关注和重视生活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农民工，让他们维权不再曲折。我和家人谢谢每一位关心和帮助过我的好心人，好人一生平安。”

这是张海超的心声。

那么，是谁让张海超不得不“开胸验肺”，又是谁让他成为了万千职业病维权者的“幸运儿”、推动着“开胸验肺”一步步成为全国焦点？

维权者张海超

张海超感到身体不适，是在2007年下半年，主要表现是胸闷、咳嗽，年轻的他没太在意，只当是普通感冒。

这年10月，蒙在鼓里、若无其事的他还从新密曲梁乡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下称振东公司)辞职了。而之前的3年多，他在这个离家仅几公里之遥的公司先后从事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多种大量接触粉尘的有害工种。

离职的时候，管档案的人和他开玩笑：张海超，为什么不干了，找到什么好工作了吧！

“是肺不太正常了，不想干了。”

辞职后的他，为了生计，还到郑州一家汽车不锈钢厂打工，身体不好，他只能一边看病一边干活——不敢和周围的人说，因为去检查的几家医院都看出他“肺部有阴影”，将其当作肺结核来治。

蹊跷的是，按照肺结核的治疗到了2008年10月，在医院复查的张海超“发现肺部阴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呈弥漫性地扩大了”。医生肯定地告诉他，这不可是肺结核，应该是尘肺。

张海超慌了。到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河南省胸科医院等几家医院，都说有尘肺特征，张海超不相信——直至在胸科医院全面检查之后，医生说“你这是尘肺，是慢性病”，他的“心凉透了”。

到新密市防疫站去找2007年拍的胸片，防疫站的人不给，说体检结果只对企业，不对个人；找到振东公司，振东公司说防疫站根本就没给他们。

后来，当费尽周折的张海超拿到胸片的时候，已经是2009年1月，防疫站的人说，“你怎么才来啊，当时让你来复查，你到哪去了？现在你知道着急了？”

下午拿到胸片，当天晚上，张海超就登上去往北京的列车。协和医院、煤炭总医院、朝阳医院，他一一看过，结论一致：尘肺，职业病，属地管理，他们没法治。

从北京回来，张海超只好去找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所里的人告诉他：看病，需要提供资料，不然，没法看。

只好再去找振东公司，“刚开始，振东公司推脱说资料找不到，后来干脆没人见……再到后来，保安看人来了，门都不让进”。

去找政府上---访，最初信访局的人接待说是帮忙“协调”，结果振东公司出具了一份工作证明，证明在那里工作过，其他什么都没有。“拿着这个证明跑到职防所，职防所的人说：这哪行啊，干什么的都没写”。

如此往复，信访局、职业病防治所、振东公司，皮球踢过来、踢过去，根本不解决问题。到了最后，上--访次数多了，张海超被拘留了，理由是“堵住了新密市政府的西大门”。

被放出来后，为了能去郑州职防所拿个鉴定结论，张海超别无他途，只能继续上--访。在市委书记接待日那天他起个大早，见到市委书记，帮他“走了后门”，在信访局的人陪同下，才得以去郑州职防所鉴定病情。

5月25号，鉴定结果出来，是“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这让张海超大失所望——北京、郑州跑了那么多家医院，都说是“尘肺”，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弄来了职业病防治所的鉴定机会，结果是“肺结核”。

这时，他想申请重新鉴定。郑州职防所的人告诉他可以去郑州市卫生局。找到鉴定委员会的那一刻，他傻眼了——和郑州市职防所在同一栋楼办公——一位好心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你让他们(郑州职防所)推翻自己的结论，不太可能！

张海超“没敢去重新鉴定，怕花冤枉钱”。

开胸医生程哲

张海超去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他只能到医院那里寻找真相了——把之前拍的片子给呼吸内科的程哲医生看，程医生告诉他：你这个是职业病尘肺。

但当张海超把郑州职防所的鉴定结论拿出来时，程医生不吭声了。

张海超坐着不走，哪里还能有活命的机会呢？

看着没办法，程哲说，要不你就住院观察一段，全方面地检查一遍，等到各项检查结果都出来了，应该能确诊了。

“怎么能确诊呢？”

“要不就是穿刺，要不就开胸，开胸肯定能确诊。”

“那就开胸！”

程哲不建议开胸，因为开胸不能治病，反而对身体有很大伤害，关键的，手术有风险，“有可能不下了手术台”。

张海超不同意，他坚持要开胸——按照郑州职防所的这个结论，索赔肯定无望，只能在家活活等死。与其等死，不如博一把！

6月22号下午，张海超上了手术台。

最终，在张海超肺部取出的两个样本，肺检结果显示：“肺组织内大量组织细胞聚集伴炭木沉积并多灶性纤维化。”

程哲在张海超的出院证明上写道：“尘肺合并感染。”

这6个字，给程带来了小小的麻烦——按照规定，她所在的医院尽管是河南省最好的医院之一，但却不具备做尘肺诊断的资质。

“我应该写尘肺可能性大，建议到职防所做进一步诊治更恰当。”程哲说，她一直记挂着那个20多岁的年轻病人。“他的片子一直都刻在我脑子里，双侧阴影。说白了，就是两个大疙瘩。”

后来，有关部门到医院调查了解时，这位正直的女医生反问：“我们拿到了病理的证据，他(张海超)在病理切片上，支持他是个尘肺。我仍然给他写肺结核，那岂不超过了作为医生的道德底线？”

报道者申子仲

在上--访无门的时候，张海超寻求过媒体的帮助——在他开胸之前的2009年3、4月份，郑州电视台对其有过报道，如“这个证明真难开！”和“被隐瞒的尘肺病”等，但报道没激起任何浪花。

“这不是媒体的问题。”张海超说，等到他拿到郑州市职防所的“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结论，媒体“更不报了”——“连尘肺病都不是，人家怎么报呢？”

依然有媒体记者在关注，河南《东方今报》记者申子仲是其一。这位记者最初从《郑州晚报》驻新密记者站站长熊堰秋那里知道了张海超艰难维权的故事，经过接触，“将之视为一般的维权个案”。

后来，张海超多次向其电话求援，“每次都泣不成声”，这种“比较被动”的采访，让申子仲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可能错了”。

3月底，申子仲在报社部门业务会上报了选题，“写了一篇1200字左右的帮办性质稿件，主要是呼吁社会帮助张海超，质疑振东公司拒绝记者采访的行为”，这种“生硬的稿子”后来没有发表。

6月底，张海超实施开胸手术后，第一个通知了驻地新密的熊堰秋，熊随即电话告申，二人均对张的行为感到震惊。随即进行第二轮采访。

申子仲回忆，最后，他和熊堰秋二人在成稿时，“熊堰秋灵感突来，联想到新密市不久前曾发生过‘开棺验尸’的新闻，说这不就是‘开胸验肺’吗？”

“开胸验肺”一词由此形成。

申、熊二人约定，7月8日，分别向各自报社发稿。

最终，7月10日，申子仲的稿件《开胸验肺，看看到底是尘肺还是结核》在《东方今报》刊出，并配发评论《令人心痛的“愈维权愈受伤”》。很快，稿件被网络转载，引发轰动。令人遗憾的是，最早介入张海超维权事件的熊堰秋记者的稿件胎死腹中。

批示者徐光春

7月10日，在《东方今报》报道刊发并引发互联网转载风潮后，当天，徐光春在新浪网转载的文章上作出批示：请郑州市主要领导调查此事。

7月19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发《农民工“开胸验肺”凸显职业病鉴定之弊》，徐光春再作批示，要求省政府有关领导关注此事。

7月24日，卫生部派出督导组赶赴河南郑州，而郑州也成立了以常务副市长胡荃为组长，由安监、卫生等部门组成的“张海超事件处理小组”。

两天后，在卫生部专家的督导下，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再次组织省、市专家，在张海超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到张海超曾经就诊过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胸科医院、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等单位收集张海超诊断、检查、治疗及病理学等资料，并详细了解张海超职业史，邀请职业病专家会诊。当晚，确诊张海超患“尘肺病Ⅲ 期”。

7月27日，徐光春在河南省卫生厅呈报的“关于新密市张海超职业病诊断治疗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上作出批示，要求“依法依纪严肃查处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的责任，决不允许如此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极端不负责任的事再次发生，同时向张海超同志表示深切慰问，请卫生厅、环保厅、监察厅联合查处。”

7月28日，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郭庚茂对“张海超事件”也作出长长的批示。同一天，针对当天《河南日报》刊发的《专家确诊张海超患尘肺病》一文，徐光春第四次作出批示：“如此草菅人命、如此损害河南形象的事，法不容，理不容，情不容！”

最后的处理结果广为人知：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新密市卫生局、新密市卫生防疫站被通报批评；新密市卫生局副局长耿爱萍被免职；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所长李磊被停止工作、进行调查；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副所长李国玉被免职；有关部门开始对郑州振东公司立案查处……

张海超说，“那段时间，至少有100名记者”通过各种方式和他联系，“媒体在里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要不是媒体，哪怕是出了人命可能也没人管。”而之前，郑州市职防所的人给他说：“你要是再找记者，那你就去找他们解决问题吧，我们不管了。”“所以之后我也很犹豫，家人怕节外生枝，怕报道出来，起到相反的作用。但开胸那天，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和几个熟悉的记者发了信息。”张海超说，“我当时想，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了，还能坏到哪儿去？报就报吧！”

李德涛

吴君亮

“当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的时候，就会形成社会跟政府在一些事件上的一个良好互动，而不仅仅是公共预算，对国家未来来讲是一个好事，毕竟我们是接下一棒的人，如果这一代年轻人有这种意识的话，这个社会会更和谐一些”

广州财政预算公开的过程比想象中的要简单得多。

“ 当初确定下来申请33个部门。我所负责申请的有12个部门，范围涉及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南京，以及深圳各区。10月8号通过电子邮件和在线提交的方式完成申请，8天后开始收到回复，第一个是上海市财政局的回复——‘国家秘密’。同日下午接到广州市财政局电话回复，将114个部门财政预算放到网页上。 ” 李德涛说。

李德涛属于“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成员之一，在吴君亮的领导下，这个团队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推动中国的预算公开。(详见本刊2008年12月1日报道《吴君亮财政预算不该是国家秘密》)

2008年5月27日，深圳市财政局在“不外借，不复印”的条件下，同意他们来查看并拍摄2008年度的部门预算草案。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2009年国庆前，这一团队开始争取部门预算公开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很快就见到成效——2009年10月16日，广州市财政局将2009年本级114个部门的部门预算公开放到了“广州财政网”上，任何公民都可以上网下载。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吴君亮说，“它为中国政府财政预算公开推开了一扇门。”

艰难的申请

80后的李德涛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去法国留学，“2008年初回来就找到这里，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并不容易，这位刚从大学出来的志愿者，跟官员谈话时时常能感觉到强烈的不平等。幸好，他的心态调节得不错：“其实我们没有一定要达到什么目的或利益冲突，只是用平常心和耐心去应对就好，再后来去接这种电话的时候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接受。”

一次被拒绝，他们就发起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申请。吴君亮喜欢把这个过程比喻成下棋，只有锲而不舍、头脑灵活，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作为棋手，他要求部下把对每一个部门的申请都设立一个独立的文档，详细记录过程和相互往来。每一次电话交流，都写成通话纪要。

“吴先生会让我们把通话纪要发给对方，”李德涛说，“这既是规范的需要，又是在提醒对方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曾经有龙岗区财政局的一个科长对李德涛说：“你们做这个是斗不过政府的！”李德涛就把这话传真给他，让他确认签名。“他收到马上给我电话很生气地否认。我曾经还Fax过深圳市质监局的，也是确认他说过的一些话，然后他也说‘我没说过！’”。

面对志愿者们从程序到细节都无可挑剔的申请材料，一位接待他们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做的确实是件好事，可政府也有政府的难处。”

吴君亮理解政府的“难处”，因为预算公开在中国还是新鲜事物，“就跟每个人做一件从没做过的事之前，都会有犹豫一样”，很多政府部门也担心一旦公布将面临压力。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说：“公共预算改革的难点是思想解放不够，背后的原因是既得利益阻碍。”

对于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游戏规则”，志愿者们却表现得有些“不近人情”。对那些不回复申请的部门，他们就把下一封申请写给部门领导；对那些传来一堆没有分类和说明的数据的部门，他们就再次要求对方提供完备的数据。

“是的，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不妥，”吴君亮表示，“这件事我们不做，其他人也迟早会去做。”

一年的消化有了成效

在奔波了3年，发送了上百封申请后，志愿者们终于等到了成功。2008年5月27日，深圳成为内地历史上第一个向普通公民公开财政预算的政府。2009年 10月9日，吴君亮、李德涛通过“广州财政网”向广州市财政局提出在线申请。后来他们得知，在接获申请报告后，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在上面批示：“凡属于政务公开的资料，均请提供给来函人。另外我希望今后这类政务公开资料，能够直接从我局网站上查到。要改变那种不愿让外界了解我们工作的传统观念，我们是公仆，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除了规定各级保密的材料外，当尽量让我们的工作透明化。”

2008年，广州市财政局曾在请示广州市保密局后，由保密部门认定申请公开的内容属于“密级范围”，回绝了志愿者的申请。

“去年广州没有公开，是因为预算公开的理念还很陌生，”吴君亮分析，“那么经过今年一年的消化终于有了成效。”

“ 与一年前相比，人们对预算公开的议题更熟悉了。尤其对那些被我们反复申请的部门来说，不仅是熟悉，而且也渐渐开始对预算公开持正面态度了，”吴君亮说，“ 另外，去年大概接近一半的回复说财政预算是‘国家秘密’，而今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这也说明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始发生思想上的转变。”

更令志愿者们感到振奋的是，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公开表示，从2010年起，广州市财政局预算在经过市人大会议审议通过后，将会立刻全部上网，向社会公开。

“这将使广州市政府财政施政方面的权威性和合理性得到大幅提升，为其他各级、各地政府树立了一个好的示范样本，”吴君亮兴奋地说，“我们也期望，广州市的举动会对正在进行的预算法修订产生正面影响。”

我们是接下一棒的人

吴君亮承认，自己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做了恰当的事情，对于他来说，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坦白地说，我们要求公开财政预算，更关注的是一种程序的合法与制度的合理性，改造公共财政是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口。它是低调的，不会过分提高人们的期望值；它是具体的，比抽象谈论‘政治民主’更容易操作；它是务实的，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产生看得见的变化。”

而在李德涛看来，他们这一代对社会问题关心的方式跟吴君亮那一代很不一样。“如果我不是认识他的话，我可能也像我很多朋友一样忙于工作赚钱或家里的生活，都很少关心社会事件。到了90后这一代会更加明显，会越来越没有关心公共事件的这种意识。”

让他高兴的是，很多他的同龄人看到了这个事件对中国大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渴望加入。

“ 我们这一代生活在一个和平环境，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公不公平的理解应该有一个价值观上的判断，再细化到财政预算，这种现象是不公平，有点知识结构的人都会发现这是不公平的，大家就会向政府去问这个信息。当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的时候，就会形成社会跟政府在一些事件上的一个良好互动，而不仅仅是公共预算，对国家未来来讲是一个好事，毕竟我们是接下一棒的人，如果这一代年轻人有这种意识的话，这个社会会更和谐一些。”李德涛说。

郝劲松（姜晓明摄）

郝劲松，山西忻州人，青年法律学者，“复式诉讼”理论的提出与倡导者，主张动用密集火力轰击社会不合理现象，并延伸扫射。2009年，他帮助“断指求清白” 的孙中界打赢了“钓鱼”官司。此前，他先后7 次提出公益性质的诉讼，把北京地铁总公司、国家税务总局、铁道部、国家发改委等诸多国家部委和垄断企业告上法庭。他终结了中国火车不开发票的历史，并促成铁道部宣布停止春运涨价。“民主就是一条跑道，我们暂时无法确定这个跑道有多长，我们把它初步假设为一个5000米的跑道，要用20年或者15年的时间实现。政府也在这个跑道上，你不可能抛开政府就能进入现代社会，当你去推动政府的时候，你首先要让政府觉得这个力量它是能承受的，是安全的，目的是要把它往前推动。在这种状态下政府是安全的，你也是安全的，跑道以外的人也看到了郝劲松是安全的，那就会有更多的人走上这条跑道。人多了，民主的进程就会缩短。” 他说。

新年献辞

这未知的世纪，我们曾引颈翘望，

怀着多少梦想，多少期望！

这神奇的世纪，这复兴的世纪，

我们在它的快车道上疾驰，

发出巨大的轰鸣。

我们曾经和世界老死不相往来，

现在我们与它朝夕交接，不可分割；

我们曾经安于贫穷，安于停滞，

如今我们为复兴奋斗，不舍昼夜。

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摩天楼，

未必保证我们登上时代的金字塔尖。

如果没有平等与公正为底座，

没有科学与理性去引导，

它们就仅仅是一些数字，

一堆漂亮的钢筋水泥。

必须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关怀，

更多的宽容，更多的尊严，

以激发更多的和谐，更多的创造；

必须有严峻的律法和万民的监督，

以扼制贪婪腐败，阻止暗渡陈仓；

必须有更远大的目光，

将了不起的GDP与神圣的土地和天空

联在一起。

古老的土地，连接过去伸向未来，

蔚蓝的天空，护佑我们千秋万代，

它们绝非刀枪不入金刚不坏，

它们不能承受更多的重金属，

更多的二氧化硫。

我们不能将灰霾命名为蓝天，

不能将污水河边的新宅

称为诗意的栖居。

如果消费是我们的引擎，

如果汽车是我们的翅膀，

如果大都会是我们的乐园，

至少我们要将大地尊为母亲，

惟有在她怀里，我们才能永存。

这未知的世纪，依然充满未知。

多少劳力，多少工地，

多少汗水，多少智慧，

一切都卷入光的速度，电的速度，

发出巨大的轰鸣。

我们是不是走得太快，太快了，

甚至模糊了我们对亲人，

对一切珍贵事物的感情？

但是我们不会舍弃我们的亲人，

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爱。

我们不会放弃我们对于正义的信念，

我们不会畏惧我们与邪恶的对垒，

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对于弱者的同情，

我们不会推卸我们对于世界的责任。

我们还有时间教育我们的孩子，

也教育我们自己：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惟有我们的爱能够护持它；

我们只有一个家园，

惟有她才是财富中的财富，钻石中的钻石。

作者：笨猪塔克 在海归商务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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