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罢虚神人尽伪，匡成天下我唯仁（新稿）
—-东海答客难（472–476）

472黑白花：
一个人的灵魂如果不交给上帝，就会交给金钱，金钱会带着人走向灭亡。（加帖在猫眼看人）

东海老人答：
一个人的“灵魂”就不能自个留着，非得要为它在上面或外面找个主子不可？而且非得在上帝与金钱之间选择其一？不肯心为钱役就必须心为神役？非黑即白，一根筋也。灵魂之说也是很肤浅的，远不如心性说深刻而透彻—那是儒家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对此我在良知、本体诸论中论之颇透，不赘。

“金钱会带着人走向灭亡”也是一根筋之言，而且不免虚伪。儒家重义，强调见利思义，取之有道。对于金钱财货利益，只要不违道义，何妨取之？只要合乎义，用得正，金钱也可以带着人走向快乐幸福。听听这些昔贤的教导吧：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得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李靓《杂文-原文》)

“所谓利者一而已，财利之利与利害之利，实无二意，以其可利，故谓之利。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妨义耳。乃若唯利是辨，则忘义矣，故罕言。”(《二程集》)。2008-4-22

473糊适芝：
东海：儒家只是一批渴望充当高级奴才的奴才，他们所做一切，都是为了换取君禄而已，食君之禄，为君分忧，是他们最高的理想，可惜那种时代不会再来了！（加帖在猫眼看人）

东海老人答：
真是酱糊、粘糊、芝麻糊、大迷蝴。

礼，时为大。时代变了，礼也要与时俱进。民主时代没有君，何来臣？如果说还有君臣关系，也可，民主时代最大的“君”是民意，最高的“主”是人民。领导人则是臣，他们食的不是某君之禄而是民众之税。食民之税、为民分忧是他们应尽的职责。

君君臣臣的现代解释是：主人翁要有主人翁的样子，公仆要有公仆的样子。可惜在中国，主人翁没有主人翁的样子，公仆没有公仆的样子啊。2008-4-22

474游光：
人类的潜能岂能离开肉身而言？几百年来的科学技术的盲目膨胀显现的弊端难道还不够？你的任何一篇文字中的“无知无畏”的自我膨胀状态，到处胡吹牛皮，明眼人一看变知，我懒得多说（加帖在先锋佛学）。

东海老人答：
良知本心潜能无限。潜能与肉身的关系，是不即不离的关系，所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都是人类潜能的显化和外化。如潜艇下海，火箭升天，这些的潜能会显化科技，这是不即；人类的潜能必须由人类的肉体生命世世代代去开发，这是不离。你将肉身的能力与人类的潜能混为一谈，并将肉体的极限等同于人类潜能的极限，真弱智也。

至于人类的潜能能不能离开肉身而言与“几百年来的科学技术的盲目膨胀显现的弊端”，根本是两回事。我一向主张致良知与致知识必须齐头并进（致知识主要是指发展科学。另外还有致良制，指制度建设），之所以造成“科学技术的盲目膨胀”，正是一味致知识而忽略了致良知的“工作”造成的。

弱智不可怕，怕的是弱而自以为智，怕的是智残加德残。本题发言者正是这样一粒愚而好自用的德智双残者，本不值一睬，老枭拨冗连睬了两次，实乃借之以启示后人及有缘人也。2008-4-22

475三水二人半月谈：
圆心不动道无虞，任取皆如岂有殊？执两用中还下乘，融杨摄墨尽归儒。（选自三水二人半月谈。《和东海先生九绝》。加帖在诗词画廊）

东海老人答：
“三水二人半月谈” 诗友和诗九首，意象颇佳，境界不低—但这也是与中西愚民相比略高一筹而已，实则于仁道、真道仍欠“透明”，颇为糊涂。例如这一首，和的是枭诗：“理违中道果堪虞，教别中西体用殊。显正褒圆非自圣，排杨斥墨始真儒。”就“道理”而言，两相比较，高下立判。

孔子曰：过犹不及。对于仁道，墨子兼爱无差等，仁而不义（其实究极而言也是违仁的），是过了；杨朱利己成主义，不仁不义，是不及，都不符中庸之道。孟子排杨斥墨，排斥的正是它们有违中庸的“不义”之处。这正是“执两用中”的真义所在。

对于异端之学，知其异，斥其异，才谈得上融摄其精华。具体到杨墨，须知其两家精华本为儒家所拥有。排异斥非之后，留下的自然是精华，用不着融摄了。

和为贵，但应该和而不同。为了和而苟同，就不为贵了。墨子取兼爱、杨朱取利己，皆失大道之全，与儒家岂能无殊？岂能泛泛而言“任取皆如岂有殊”？2008-4-22

476新亭：
老枭和刘杰的观点上，都有偏颇之处（就这么一说，没时间详细论证）。老枭关于“万物一体”的论述，文字和思想都很精彩，但在逻辑慎密上是有欠缺的。
张岱年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之特色有如此评价－－“重了悟而不重论证”。他说：“中国哲学不注重形式上的细密论证，亦无形式上的条理系统。中国思想家认为经验上的贯通与实践上的契合，就是真的证明。能解释生活经验，并在实践上使人得到一种享受，便已足够；而不必更作文字上细微的推敲。可以说中国哲学只重生活的实证，或内心之神秘的冥证，而不注重逻辑的论证。体验久久，忽有所悟，以前许多疑难涣然消释，日常的经验乃得到贯通，如此即是有所得。中国思想家的习惯，即直截将此所悟所得写出，而不更仔细证明之。所以中国哲学家的文章常是断片的。但中国哲学家并不认为系统的长篇较断片的缀集更为可贵。中国思想家并不认为细密论证是必要；反之，乃以为是赘疣。”（《中国哲学大纲》）老枭未必如张岱年先生所说的那么极端，但“万物一体”一文确实折射了中国哲学的此一特色。（跟于《万物一体论》）

东海老人答：
张岱年先生说得不错，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特别重视“经验上的贯通与实践上的契合”，不够重视“形式上的细密论证”。

但是，时代不同了，如果一种学说在逻辑层面不予以细密论证，其影响的深广度将大受“影响”。现代人由于内在的肤浅薄弱，比较注重和信任形式上的东西。在这方面，宋明理学做得很不够，对孔子诲人不倦的教导“贯彻”得很不够。老枭为文一面“直截将此所悟所得写出”，一面又努力予以细密论证，正是希望有更多的中下之士，更好地了解和把握东海思想的要点。

你指出“老枭和刘杰的观点上，都有偏颇之处。”犯了庸俗的折衷主义毛病，却
又说“没时间详细论证”，只泛泛而言“在逻辑慎密上是有欠缺的”，这在学术上是极不严肃的。大言炎炎，辜负我一番苦心哪。200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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