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公司 10 – 山里的孩子

你玩过弹蚕豆么？你和你的小朋友先把一些蚕豆撒到桌子上。然后选择最短距离的两个蚕豆，用小指在其中划一下表示它们并不挨在一起。然后你弯曲中指，指尖从大拇指迅速划过，弹击其中一颗并把它击中另一颗。如果击中，你便赢了一颗，拿到一边，继续弹击下一颗。如果没有击中，那么就轮到你的对手出手了。

山里的小学里，除了弹蚕豆，爬树可能便是唯一的另一项可以玩的游戏了。有一次，在小燕面前逞能，爬到了厨房旁边的一颗大树上，然后就卡在树的丫杈上了。上不得上，下不得下。小燕哭着把厨房的老钱师傅喊来。而老钱师傅好像是全不费力的就把我抱高了便从树杈上提将下来了。

这是一个四周有黑砖围墙的不大的校园，坐落在乌山的山脚。几个教室里的书桌就是几排长条的门板。一进学校门的走道正中，是很大的毛主席的画像。我和小燕 – 她的妈妈也是下放到这个学校来的老师 – 的八岁前的三个童年，就是围绕着毛主席像追逐游戏，爬树，再就是晚上在厨房的煤油灯下，守着给人依赖感的老钱师傅，弹蚕豆，等经常要下课后去十里路外的镇里开会的妈妈们回来。

除了卡在树上下不来的那次，再比较丢人的就是在初冬的时候，和小燕到学校围墙外面的麦场上玩。奔跑的过程中，看到不远处有一块和脚下坑坑洼洼的道路不同的、比道路略低的非常平整的地面。我跳将过去，落到了上面覆盖了一层麦场打麦留下的麦壳的牛塘里。又是小燕跑到学校喊妈妈们。有男老师跑过来把我从冰冷的水里拎出，抱回学校。然后就是妈妈把我的印有大红花的棉裤剥下来，换上大人的衣服。

那是60年代 – 一个遥远的过去。一个一月难得肉滋味的年代。

这也是我从山里出来30多年后，看到山里情景依旧，看到孩子们仍然和我小时候一样趴在门板上写字的时候，心里酸楚异常的原因。

我们帮助的第一个小学是政府推荐的，在离北京只有三个小时车程的山里。距离上的三个小时，却代表了城里学校 – 山里学校、城里孩子 – 山里孩子间巨大的鸿沟。庄笛（我弟弟后来回北京了，但是离开了学校）第一次过去的时候，小学里只有两位老师，十多个学生，几乎就维持不下去了。我们动员了许多国内国外的朋友参与我们的努力。庄笛有不少的外企高层朋友，他们也全当郊游走访这个学校。后来孩子多了，我们专门租了一辆大汽车，把所有的孩子和老师接到北京的一家高档宾馆，和来华的一些美国朋友和他们的孩子们唱歌，表演Talent Show，一起去颐和园游玩。

这个学校现在已经是当地一家正规小学，有100多学生，几乎20位老师了。真正改变这个学校命运的，还得归功于当地的政府。是他们把这个学校批为当地的重点小学。当然，镇长、乡长们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个学校，应该也是因为在这个学校，孩子们能够接触到真正的外面的世界 – 不光是通过我们安排的电脑上网，更是直接的和北京来的企管们，还有美国和其他国家来的客人们面对面的接触。

第一年学生们写的感谢信是在一个信封里一起寄给我的。老师应该给了学生们帮助，因为他们写的格式几乎是一样的。写信的纸也都是语文的绿色方格纸。我不能判断一个女孩关于她妈妈原来卖了鸡蛋给她交学费的事是否真实，但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女孩感受到了关怀。更重要的是，我和我的同事们，还有许多的国内外的朋友们，感受到了分享的美好。

当初的老师，现在的杨校长去年给庄笛写信说，学校准备扩大，希望我们能够资助25万。我们商量了一下，没有答应他的要求。现在是我们重新落实一个更需要我们的学校的时候了。

但这次落实一个新学校比原先想的要难得多。我和庄笛旅行了几个地方，做了不少努力。东一榔头西一锤，过程中我们开销了30多万，做了不少工作。但到现在还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落实一个学校。我们和一个慈善机构合作，但没有满意它的管理 – 中国这方面真的没有专业行为。我们聘请了一位姑娘，配备了手机，手提电脑，进驻一个偏远的学校，但她坚持了一年后，种种原因，不能再坚持下去。

我想，对于山里一年才能洗一次澡，脖子后面和手腕背面布满一层带裂缝的泥垢的小学里的孩子们来说，他们也许更需要的是一位会弹蚕豆，会教唱歌，能给他们带去书籍（快乐和知识）的老师，而不是一位仅仅会用电脑的老师。

在走访一个女孩家的时候，她给我读她写的作文。她说她非常的想把小学读完，学好汉语（她是白族）、然后上中学。她说她长大后想做一名导游，让世界感受她家乡（丽江）的玉龙山的美丽。我的眼睛湿了: 我并不觉得导游是长大后唯一的选择，但当城里的孩子被父母们填鸭似的天天校里上课校外补课的年代，她和许多山里的孩子们，还在为明天是否能去学校上课而担忧。

陪我们家访的季校长说，“庄先生，难得你还是性情中人”。我无语。

是的。弹蚕豆的小孩会一直是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