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读《论语》·结束语
  《基督徒读〈论语〉》只读这几篇,不再读了。因为已经足够作出结论:基督教与儒学没有矛盾。这是基督教与儒学的对话。听说历史上曾有这样的对话,但我没有看到前辈的成果。
  有基督徒说:“历史上儒家学者总是反对基督教,因此,儒学与基督教有矛盾。”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信奉旧约的犹太人至今仍然反对基督教,这是否证明旧约与新约有矛盾?我们知道没有矛盾。只是由于犹太人对旧约的理解有错误。他们是按字句理解旧约,不是按精意理解旧约。按字句理解圣经就是死,按精意理解圣经就是活。
  古代儒家学者也有类似的错误。他们总是指责基督徒无君无父,这就是误解。基督徒有君有父。只是基督徒的君父在天上。那是永在、永活的君,永在、永活的父。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上帝就是基督徒的君和父。古代儒生所说的君父只是天上的君父的预表或预像,并不是真正的君父,因为不能永在、永活。

一、孔子的儒家学说是上帝同中国立的旧约——答enoch先生
enoch先生:
  如果您觉得我张国堂的自我意识太重,那么请您以《圣经》的道理来责备我。但不要归罪于儒学。因为孔子的儒家学说是上帝同中国人立的旧约,是上帝藉孔子孟子等圣人的口颁布给中国人的律法。因此是圣洁的。
  圣经中明确地说:“上帝是犹太人的上帝,不也是外邦人的上帝吗?是的,是外邦人的上帝。”今天,我说:“上帝是西方人的上帝,不也是中国人的上帝吗?是的,是中国人的上帝。”圣经明确地说:上帝并不偏待人。上帝爱谁,就要管教谁。上帝爱西方人,就把基督教传给西方人,以管教西方人。上帝爱中国古人,就用儒家学说管教中国古人。上帝对一切人都有恩典。上帝的恩典分为普通恩典和特殊恩典。上帝的救赎恩典是特殊恩典,其他恩典是普通恩典。上帝对一切的人都有启示。上帝的启示分为特殊启示(或直接启示)和普通启示(或一般启示)。基督教的教義是特殊启示,儒学是上帝的普通启示。不论是特殊启示还是普通启示,都是同一位上帝的启示。因此儒学同基督教是不矛盾的,是相容的。
  儒家思想并无“骄气多欲,态色淫志”。“骄气多欲,态色淫志”是人的罪性。儒学是克服这个罪性的。如果我有“骄气多欲,态色淫志”的毛病,是我修养不够,与儒学无关。
  上帝主宰人类的历史,但上帝并不直接干预人类的历史。上帝总是兴起祂的仆人来完成祂的意旨。在中国古代,上帝兴起孔子孟子等圣人管教中国古人。马丁.路德、加尔文等都是上帝兴起的宗教改革领袖,华盛顿、林肯等也是上帝兴起的政治领袖,都是上帝的仆人。今天,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这是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大事。上帝必兴起祂的仆人来领导中国人民完成这件大事。我确信我就是上帝要兴起的仆人。您不承认这一点,就说我自我意识太重。到底是我的自我意识太重,还是您的骄傲和嫉妒在作怪。望您鉴察,不要因自己的骄傲和嫉妒而迭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用圣经的教训把自己管好,不要论断别人。别人有主耶稣基督管他。骄傲和嫉妒的人往往会说别人骄傲和嫉妒,这样只能导致无休止的争吵。
  耶稣基督的光要照亮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上帝藉用我为仆人来完成这件事。我不是把宗教世俗化,而是把世俗基督化。如果说孔子的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的灵魂,那么在1949年,中华民族的灵魂就死了。现在,上帝要中华民族的灵魂在耶稣基督里复活重生。我张国堂就是这件事的见证。我所作的,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基石上重建中国的文化和道统。也就是中华民族灵魂的复活重生。
  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皇帝称为“天子”(即天的儿子)承受天命统治全中国的臣民,孔孟之道是中恕待人,孔子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儒家的道统。中国皇帝称为“天子”是预表基督,是耶稣基督的豫像。儒家学说是上帝同中国人立的旧约,辛亥革命的爆发,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尝试和失败,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就表明上帝要同中国人立新约。上帝差遣我为使者同中国人立新约。张国堂学说就是上帝同中国人立的新约。上帝爱中国人,张国堂就是上帝爱中国人的见证。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上帝要把仁爱和智慧、诚实和勇敢赐给每一个中国人,使中国人都认识上帝和祂的道。上帝也要把富强、民主、自由、统一、和平、秩序、公義和法治赐给中国。因为上帝爱自己的儿子张国堂,就必要答应和满足张国堂的祷告和祈求。
  圣灵启示我,给我恩赐。上帝要我向全人类宣布:耶稣基督在天上作王,掌管和主宰人类的政治,祂又叫基督徒们在地上执掌王权。(启5:10)
  美国的基督徒已经在美国执掌王权,中国基督徒也必将在中国执掌王权。非基督徒的公民沾基督徒的光,也必将在中国执掌王权。基督徒公民和非基督徒公民都在中国执掌王权,这就是民主。人人都是天子,都以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执掌中国的王权。
  耶稣基督叫人爱人如己,祂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以上这些必将成为中国的新道统。
  愿您从父、子、圣灵得智慧和爱心、诚实和勇敢,使您真知道上帝耶和华的道。阿门!

张国堂
2004年2月

二、信孔子的古代中国人都得救
  如果生前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主耶稣基督会亲自对他们的灵魂传福音。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希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5:24~29)。圣使徒保罗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罗2:12)。
  对于没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行善的复活上天堂,作恶的人复活下地狱。我实在告诉您:中国古人凡按儒家学说行善的人必复活上天堂,凡违背儒家学说作恶的,必复活下地狱。必须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听从孔子的人不是靠儒家学说得救,就象犹太人不能靠律法得救一样,而是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得救。圣使徒约翰说:“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一2:1~2)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流血,也为中国古人作了赎罪祭和挽回祭。
  《论语·尧曰第二十》中有记载: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商汤王说:“人民有罪,归罪于我”。周武王说:“百姓有罪过,归我一人承担。”这就是说:神藉商汤王和周武王之口应许中国人,有一人担当所有中国人的罪。这个人是天子、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商汤王和周武王并没有为中国人的罪受死流血,神也没有把中国人的罪归在商汤王和周武王的身上,而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为全人类的罪受死流血,自然也为中国人的罪受死流血。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此是真正的天子,耶稣基督是君王,是万君之君,万王之王;又是祭司,祂在父神的右边作永远的大祭司;祂也是先知。而商汤王、周武王等等都不过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或预像。中国历代最高统治者都被称为天子,这实际上也是预表基督,是基督的预像。
  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身取義”。孔子又说:“仁者寿”。杀身成仁、舍身取義的人,他的肉身生命就结束了,他又怎么长寿呢?
  《论语·微子第十八》有记载: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孔子说比干是仁者。但比干谏而死,他在人世的寿命并不比一般人长,那么怎能说“仁者寿”呢?因此,仁者寿不是说仁者的肉身生命长寿,而是说仁者的灵魂有长寿,即是说仁者有永生。
  因此,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人凡信《论语》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在耶稣诞生之前,犹太人如果相信旧约圣经,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这在道理上是一样的。
  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人,也是成为人身的道,道就是神。孔孟之道是中国古人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道的认识,耶稣基督是孔孟之道的本体。因此,中国古人信孔孟之道,就是信耶稣基督。
  现在,基督教已经传入中国,也就是耶稣基督在中国已经诞生了。耶稣基督是超时空的。基督教传到那里,耶稣基督就在那里诞生。现在的中国人只有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在耶稣诞生之后,犹太人只有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这在道理上是一样的。
  基督徒是凭上帝的应许得救,因此是恩典。中国古人信儒学,就是信上帝藉商汤王和周武王之口对中国人的应许,靠着这个应许,中国古人信孔孟之道,就能得救。这也是恩典。可见上帝不偏待人,祂爱中国古人。
  有些基督徒说孔子是罪人,这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孔子要下地狱,而你可以上天堂,这样能说上帝耶和华是公義、公平的吗?
  《圣经》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创5:24)又说:“挪亚是个義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创6:9)这里的以诺和挪亚知道耶稣钉十字架并死而复活吗?他们知道耶稣是基督吗?他们得救了没有?亚伯拉罕(或亚伯兰)也不知道耶稣钉十字架并死而复活,也不知道耶稣是基督。他得救了没有?主耶稣和使徒们也强调:只要人守住了上帝所交托给他的道,他就能得救。

三、再说孔子孟子等所说的天就是上帝耶和华
  我们来读《孟子》的梁惠王章句下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公曰:“将见孟子。”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義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踰前丧。君无见焉!”公曰:“诺。”
  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踰前丧’,是以不往见也。”曰:“何哉君所谓踰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谓踰也,贫富不同也。”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朱熹注曰:“为,去声。沮,慈吕反。尼,女乙反。焉,于虔反。克,乐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则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则我之不遇,岂臧仓之所能为哉?此章言圣贤之出处,关时运之盛衰。乃天命之所为,非人力之可及。”
  这里孟子所说天能支配人的言行举止,这与《圣经》所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16:9)是一样的。这表明,儒家所说的天不是自然的天。这是天就是上帝耶和华的证据之一。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这段话是说:天在人的国中掌权,能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基督教说:上帝耶和华是人类历史的主宰,祂在人的国中掌权;并能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诗147:6;但4:25)。这也是天就是耶和华的证据。
  汉代人说:“天不变,道也不变”基督教也说上帝不变。天就是圣父,道就是圣子。子曰:“天生德于予”。这是说孔子的道德学问是天启示的,这里的天就是圣灵。因此,儒家也有三位一体。

四、张国堂的重要讲章
宜昌:张国堂
2004年12月23日

第一讲:对“心即理,理即天”的理解
  我在《基督徒读〈论语〉·前言》中说:“宋明学者认为‘性即理,理即天’。也有人认为‘心即理,理即天’。说‘理即天’是正确的。说‘性即理’或‘心即理’,则是错误的。因为理就是道,道就是神,就是圣子耶稣基督,也就是天。《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1:1)。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人虽然是神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比所有被造物都尊贵,但人毕竟是被造者。被造者怎么能取代造物主呢?人虽然具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研究人有助于认识神,但具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人毕竟不是神的本体。人的心或人的性就不等同于理,也不等同于道。因此,‘心即理’或‘性即理’的说法就是错误的。”
  圣使徒保罗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義,乃是行律法的称義。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罗2:13~15)
  上帝把律法写在人的心里,这就是良心,或者说是性。圣灵启示孔子孟子等人把上帝写在人心里的律法发现出来,这就是理的一部分。儒家学说是孔孟等人发现的人心里面的律法,以及孔孟所发现的社会规律。宋儒所说的理指儒家学说。儒学是道的一部分。道是天即上帝。因此,理是天的一部分。省略地说,就是理是天,也就是理即天。从良心而来的律法是儒学的一部分,也就是理的一部分。这样,省略地说,就是心是理,也就是心即理。同样,也可以说,性即理。
  以上就是我对“心即理,理即天”和“性即理,理即天”的理解。
  我们必须明白:理比心大。从而,天比心大。

第二讲:道与规律
  人和人类社会以及万物或自然界的规律是上帝制定的,因此是上帝的话,故而是道的一部分。省略地说,就是规律是道。但不能说道是规律。因为道比规律大。道包括《圣经》中所说的神迹。规律是上帝制定的,上帝有权制定规律,就有权打破规律;上帝能制定规律,就能打破规律。上帝打破规律所做的事就是神迹。道也包括《圣经》所记载的上帝的话。因此,道包括规律和《圣经》中所记载的所有神迹以及《圣经》所记载的上帝的话。主耶稣由童女所生,以及主耶稣的复活等等都是上帝所行的神迹。这是不能怀疑的,因为这是使徒们亲耳所听,亲眼所见,又记载在《圣经》之中。
  从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中国的动乱、内讧、内战上看,世人确实是有罪。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真理。既然世人有罪,有罪就要下地狱。上帝爱世人,不忍心让世人下地狱,于是就拯救世人。上帝要拯救世人,就要让世人知道祂。祂怎么能让世人知道祂呢?那就只有创造神迹了。上帝创造神迹叫世人知道祂,都是为了拯救世人。
  规律是上帝的话,上帝为拯救世人不得已才打破规律创造神迹。在一般情况下,上帝是不会打破规律的,因此规律是可信的。
  上帝是超自然的,却以自然存在于自然之中。上帝以道,就是以规律存在于自然之中。自然科学家在研究中发现规律,这实际上是上帝向他显现。因为规律是道,道又是上帝。主耶稣基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太5:8)又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约14:19)《圣经》中的话是父上帝的话,是道,从而就是主耶稣基督。因此,发现规律和读《圣经》就是见上帝,当然是圣子——上帝。也是主耶稣基督向人显现。主耶稣基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到“千禧年天国”的中后期,人类将会逐步发现所有的规律,那时,主耶稣基督就完全向人显现了。
  道是集合。父上帝的每一句话都是这个集合的元素。也就是说,圣子——主耶稣基督是集合。这个集合是无穷集合。《圣经》中的话是这个集合的子集合。自然科学也是这个集合的子集合。政治学也是这个集合的子集合。因此,自然科学是神学的一部分,也就是基督教的一部分。《圣经》神学是初等神学,也是基督教的一部分,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基础。在二十世纪,无神论者们以科学反对基督教,实际上是以基督教反对基督教,以基督反对基督。这是魔鬼的作为。可见魔鬼之狡猾。
  《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1:1~3)这一段经文是一切科学的根据。“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妙,人还不能知道这个奥妙。

第三讲:真理与基督
  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生命、道路。”既然主说基督是真理,那么真理也是基督。我们知道,是后面的概念不小于是前面的概念。例如:张国堂是中国人,中国人这个概念就大于张国堂这个概念。能说张国堂是中国人,不能说中国人是张国堂。既然主耶稣说基督是真理,真理当然不能大于基督。因此,真理就与基督等同。基督是真理,真理也是基督。基督与道也是等同的。道与真理也是等同的。圣灵是基督的圣灵,也被称为真理的圣灵。这也说明真理与基督是等同的。
  既然真理与基督是等同的,那么,假冒真理就是假冒基督。凡是声称自己的理论是真理但又不是真理的,他就是假先知。凡是以真理的名義掌权而又不是真理的,就是假基督。近代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世界包括中国出了许多假先知,假基督。大假先知和大假基督都没有假冒基督,而是假冒真理。因为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太24:4~5)又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太24:23~26)魔鬼撒旦是狡猾的,假冒基督容易被人看出来,因为主耶稣基督早已预告了,并写在《圣经》中。假冒真理却不容易被人认出来。

第四讲:什么是科学?
  1919年以来,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什么是科学,绝大多数中国人至今都还不知道。
  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当然是科学,但可以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来指导政治吗?
  儒学是考察人和事以探求天道,探求真理。儒学建立在对人和事的观察的基础上。因此,儒学就是经验科学。孔子孟子研究历史,研究古代文化,实际上是观察历史上的人和事。儒学的正确性也可以用对人和事的观察来检验。因此,儒学完完全全是经验科学。但五四运动在提倡科学的同时,又提出打倒孔家店,也就是打倒儒学,而儒学又是科学。这样,在提倡科学的同时打倒了科学。这就是中国的不幸了。
  基督教中的许多内容,也可以用对人和事的观察来检验,因此这部分的内容也是科学。还有许多内容虽然不能用观察来检验,但可以用实践标准对基督教作整体的检验。基督教在西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就从正面证明基督教是真理。近代以来,西方流行无神论,结果导致两次世界大战,这就从反面证明基督教是真理。
  基督教是真理,这是1900多年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基督教高于科学,是科学的基础。
  科学家所研究的对象是上帝创造的,科学家要揭示的规律是上帝制定的,是上帝的话,是道的一部分。圣灵启示科学家,科学家才能发现自然界的规律。因此,科学与基督教是不矛盾的。

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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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觉晓(中级站友)说:
发表于2003-9-215:08:49
  “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坚守此岸不动摇,要从彼岸召唤或绑架他老人家还真怕做不到。
  如有可能,抉发些儒家自由主义资源以经今世而致实用还是可以的,谅孔圣也不会反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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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堂说:
2004-1-25 14:58
  孔子说的“天”就是基督教的“上帝”。中国古人关于神的概念很混乱,把真神、假神以及神化的人都统称为神。“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口中不提别神的名。以色列历史上的大卫也不提别神的名。圣父耶和华、圣子耶稣基督和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在古代没有在中国显现,中国人所说的神大多不是真神,而是假神、魔鬼或神化的人。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要人们在分不清真神假神的情况下,敬鬼神而远之。这是明智的,但这不能作为儒家学说与基督教不相容的证据。孔子说:祭神如神在。这就表明孔子不是无神论者。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皇帝作为天子承受天命统治全国的臣民。这是中国的君权神授的观念,就是儒家学说的道统。天子就是天的儿子。这个观念同基督教是相通的。表明儒家学说是上帝同中国古人立的旧约。皇帝被称为天子是耶稣基督的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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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补充解释
张国堂

  上帝没有向中国古人显现,也没有向以色列之外的其他民族显现,圣经也是这样说的。虽然上帝没有向中国古人显现,但上帝的神性和永能是中国古人可以认识的,凭着上帝的所造之物就可以认识上帝的神性和永能。孔子通过对人和社会的观察和研究来认识上帝。孟子说“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就是这个意思。
  上帝是超自然的,却以自然存在于自然之中。上帝以规律存在于自然之中。君子应多多地注意常规,不要谈论怪异的事情,也不要谈论神迹奇事。上帝只在安排拯救人类的救赎计划的时候才行神迹。神迹是上帝对常规的打破。也就是说上帝在与救赎计划无关的事情上不行神迹。因此,只有《圣经》所记载的以及基督教所讲的神迹奇事是上帝所行的,其他怪异的奇事都不上帝所行的,有的是人的想象和编造,有一些是魔鬼所行的。这就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因。不语的意思就是不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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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wjzc兄弟:
  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从孔子的这句话,就可以知道,孔子知道神存在,并且知道要敬畏神。但在中国古代,神并未向中国人显现,因此,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是没有办法辨认真神与假神的。在没有办法辨别真神假神时,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无疑是明智的。
  神没有向中国古人显现,孔子是怎么知道有神存在呢?圣经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20)孔子就是从神的受造之物的观察中知道有神存在的。这也证明圣经的说法是正确的。
  儒学是孔子、孟子等学者研究人和社会的经验学说,因此是上帝的普通启示,是与其他各种宗教完全不同的。经验学说与基督教在逻辑上能够相容,而其他宗教与基督教在逻辑上很难相容。

张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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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oyan(守护者)说:
发表于2003-7-31-23:26
回复:[原创]基督徒读《论语》·前言
  我最厌恶的就是把圣经与论语妄加比附,如远志明的《神州》,蛊惑人心,实在是缺德。耶路撒冷与曲阜有何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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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说:
发表于2003-8-1-14:53
回复:[原创]基督徒读《论语》·前言
  “耶路撒冷与曲阜有何相干?”
  这个问题让我这个山东人觉得好奇怪……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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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堂说:
15:522004-1-25
  上帝是西方人的上帝,难道就不是中国人的上帝吗?上帝爱西方人,难道就不爱中国人吗?古今中外只有同一上帝。孔子说的“天”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孔子说:“天生德于予”。这就是说孔子的学说来源于上帝。上帝爱谁就要管教谁,上帝爱中国古人,就用孔子管教中国古人。人类来源于同一对夫妻。真理只有同一来源,就是来源于上帝。真理是统一的,不矛盾的。《圣经》是真理,《论语》也基本是真理。那么《圣经》与《论语》就是相容的。您应该以事实和形式逻辑来分析我们的理论,而不能以您的私人感情来厌恶我的研究。您以您的私人感情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不恰当的。
  孔子为什么叫孔丘?他的父母在一个小山丘上向上帝祷告,要上帝给他们一个儿子。上帝应允他们的祈求,就给了他们一个儿子。他们就给儿子取名为丘。这是正史的记载!孔子是上帝应中国人的祈求而赐给中国人的。这就是耶路撒冷与曲阜的关系。

六、儒学与民主自由之间不存在逻辑矛盾
张国堂整理
2005年1月9日

  以下是我在许多论坛上对批判儒学的答复。在这次整理时有所修改。
  我劝学者们放弃门户和感情等因素,仅仅以形式逻辑来分析儒学和自由主义的学理。一个学说体系是一句话一句话构成的,这一句话又叫命题或原理。我们要以形式逻辑寻找儒学的原理和自由主义的原理之间是否有逻辑矛盾。如果没有矛盾,儒学与自由主义就可以融合。如果发现了矛盾,相互矛盾的原理或命题就必有一个原理或命题有错误,更正这个错误,矛盾就消除了,这导致认识进一步的发展。不要从整体上对儒学与自由主义进行比较,不要从整体上否定儒学。因为我们的思维能力是有限的,从整体上讨论儒学与自由主义,显然超出了我们的思维能力。
  我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建议你们看我的《基督徒〈读论语〉》。在这本书中,我以形式逻辑分析了儒学、基督教神学和西方政治学的原理。综合就是创造,我得出许多的发现,希望你们重视。不要争论了,你们的争论除了伤害感情之外,对真理的认识毫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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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批判儒学
翟羽佳先生:
  儒学的中心思想是忠恕待人,也就是爱人如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这些就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是儒学的总纲。
  对君主制(或称为皇帝制度)我们应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在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被人类发现之前。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也是唯一适合中国这个大国的政体。既然国家只能采取君主制,那么忠君就是必要的。忠君不等于做奴隶,而是自由人服从管理。忠君并不是要去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您读一读《孟子》就知道这一点。
  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比牛顿力学、量子力学、相对论的发现更为伟大。
  大约是在1648年,英国爆发民主革命,其后又有君主制复辟,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建立了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制,其实质是代议制的民主政体。
  后来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建立了代议制和联邦制相结合的民主政体。我们把这种政体叫做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这种政体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
  在1648年以前,西方各国都是君主制。民主政体只见于两千多年前的雅典等城邦,这些城邦的地域很小,人口也很少。雅典的民主政体不适合民族国家,像中国这样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雅典那样的民主政体是根本不适合的。因此古代中国只能是君主政体。
  在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王道和霸道。王道是儒学与君主制的结合,这是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的君主政体。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君主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另一种是霸道,就是君主制与韩非子的法家学说的结合。霸道就是圣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的暴君政体,这是最坏的一种政体。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就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的僭术。秦始皇就是霸道,汉朝君臣看到秦朝二世而亡,因此吸取秦朝的教训,于是就独尊儒学。由于有的君主信心不足,或者好大喜功而扩大王权,君主担心臣下不服,因此就暗用权术驾御臣下,这就是明儒暗法。明儒暗法是君主在政治上的腐败。反而加速王朝的垮台。
  宋朝之后,孟子所主张的独立人格逐渐弱化,出现了所谓“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的说法,这并不符合孟子的教导。
  当前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伦理道德方面暂时以经典儒学为准。如果有什么偏差,由后人去纠正,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如果现在大张旗鼓地批判儒学,只能引起争吵和不和。在任何社会,服从和忠诚都是必要的。我们要新建立的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需要权威,而儒学有助于新政体的稳定。美国建国后大力提倡基督教,这对于新政体的稳定是有作用的。因此,我劝您不要发表您对儒学的批判。
  您说:“中国有儒教乃中国人的灾难”。我说中国如果没有儒学,那么中国人都是野人。
  什么是专制?孟德斯鸠说:“专制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按照这个标准,法家才是专制,而儒家并不专制。1919年之后,反传统就是反儒学,结果越反越专制。

张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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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情绪化地反传统
李勉之先生:
  对君主制(或皇帝制),我们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在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被人类发现之前,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也是唯一适合中国这个大国的政体。这就是君主制在中国存在到1911年的原因。如果不在中国建立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中国人就不会有自由。您反“孝道”,反儒学,不可能给中国人带来自由,反而会给中国人带来灾难。1919年以来,中国大陆一直反儒学,现在大陆现代化了没有?1919年之后,中国腥风血雨几十年,其后又是十年文革。这与反传统就没有一点关系吗?台湾没有打倒“孔家店”,却现代化了,大陆打倒了“孔家店”,到现在还没有现代化,这不是很清楚吗?
  孔子孟子主张以孝治国,这不是绑架亲情,而是使政治亲情化。为的是缓和政治矛盾,不使政治斗争过分残酷。经过文革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人,肯定会赞同以孝治国。
  就算“全盘西化”,也不能反孝道。西方信基督教,基督教也提倡孝道。圣使徒保罗说:“ Col 3:20 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Col 3:21 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歌罗西书)
  我认为要以立为破,不要大喊大叫反传统。我们要虚心地向西方学习,把人家好的学习好,要学习人家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我们“中和大学”网站()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大家来帮我做。对我们自己好的文化,也该继承,中国几千年,不可能都是坏的,否则,中国怎么可能以一个大国存留至今呢?向西方学习,要从人家的源头学起,这样才有根基。就像数学一样,我们引进了微积分等近现代数学,也引进了欧几里德几何学等西方古代数学。台湾没有大喊大叫反传统,却学了西方好的学问;大陆大喊大叫反传统,由于过分激进,就引进了最为激进的马列。终于引来了祸端。
  大喊大叫反传统,会挑起争论,会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先学西方,再分析中国的传统,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学西方之前大反传统,往往是以传统反传统,甚至有可能以恶的传统反对美的传统。这是我所担心的。
  我的《基督徒读论语》,其中包含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等书的摘要,也包括洛克、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汉密尔顿等自由主义学者的理论。同时也将《论语》与《圣经》相对照,我试图以西方的观念来分析和梳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请大家看一看,并多提意见,我只是抛砖引玉。
  在人类历史上,先是君主制,然后才是民主制。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在雅典等城邦国家有过民主制,但没有流传下来,被君主制淘汰了。而且雅典的民主制没有自由。这说明,雅典的民主制不如君主制。实际上,君主制是为民主制作准备。因为在民主制下,治理国家更为困难。君主制为治理国家准备经验和理论。如果我们一味地反传统,把几千年积累的治理国家的经验和理论都抛弃,然后在无知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制,这只会造祸,不会造福。

张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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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4-1-29 17:54:56
张国堂说:
什么是专制?——答刘路先生
刘路先生:
  孟德斯鸠把政体形式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什么是专制?孟德斯鸠说:“专制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恐怖离不开暴力,孔子尚德不尚力,因此孔子的儒家学说与皇帝制度相结合的政体是君主政体,不是专制政体。专制政体又叫暴君政体。法家与皇帝制度相结合的政体是专制政体。托马斯·阿奎那说:君主政体如果不腐败就是最好的政体。我也认为,在人类未发现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之前,君主政体是最好的政体。
  中国近代落后,人们纷纷怪罪儒家学说。但中国能作为一个大国生存到今天,这难道不是儒家学说的功劳吗?
  把儒家学说等同于专制,这是完全错误的。

张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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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4-1-30 20:55:41
张国堂说:

儒学不是民主自由的大敌
——答刘路
刘路先生:
  我们用科学的逻辑来证明儒学不是民主自由的大敌。
  如果我们怀疑abcd等因素是结果p的原因,我们就设计做一个实验,排除a因素,仍有bcd等因素,如果实验结果仍然是p,那么a因素就不是结果p的原因。这是科学逻辑的公式。
  本来,社会科学的实验是很难做的,但二十世纪恰好有这样一个实验。在二十世纪初,人们怀疑儒学是专制独裁的原因,于是就打倒“孔家店”。1949年以后,中国完全排除了儒学,但结果仍然是专制独裁,这就说明,儒学不是专制独裁的原因。
  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大实验的一个世纪,我们要认真总结上一世纪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好这个世纪的路。

张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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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帝王的贪婪都记在儒学的帐上
查克:
  您不要把专制帝王的贪婪的危害都记在儒家学说的帐上。因为人都有肉体情欲,帝王也不例外。什么是肉体情欲呢?就是:骄傲、贪财、迷色、嫉妒、忿怒、贪吃贪喝和懒惰。这是人性的弱点,不是儒学的错。人是有罪的,但儒学是圣洁的。如果没有儒学,人的罪会更大。在古代中国,儒家学说是为君主制服务。但儒学是通过指导和约束帝王来为帝王服务的。在人类发现现代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之前,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不采用君主制,还能采用什么政体?如果没有儒家学说指导和约束帝王,君主制的危害会更大。
  儒家学说讲仁爱,讲宽恕,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民主制度下就不需要这些道德吗?
  如果民主人士容不下儒家学说,只能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越来越孤立,永远没有成功的一天。

张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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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4-1-29 20:52:39
张国堂说:

为儒学传统辩护
张国堂
2001年5月23日

  有人给自由亚洲电台听众热线打电话,说:“如果不去掉封建传统,中国就不会有民主自由。”
  我认为: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不能简单地扣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罪名而加以否定。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大陆一直在反传统。对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一直是深恶痛绝,但却没有民主自由。而台湾却没有大反封建传统,却先于大陆实现了民主自由。对此,我们应当加以反省。
  中国民主自由的真正障碍,是当权者滥用暴力,滥用强制。不是传统的儒家阻碍民主自由,而且当权者滥用暴力,滥用强制阻碍着中国的民主自由。当权者滥用暴力,滥用强制固然有封建传统的影响,但重要的原因是当权者为了垄断政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只有韩非子的法家崇尚暴力,崇尚强制。而孔子、孟子都反对滥用暴力和强制。孟子说:仁者不忍心杀一无辜而得天下。儒家主张“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儒家警告统治者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果不允许老百姓讲话,就象堵塞江河一样危险。儒家学者时常以周厉王不允国人批评自己,结果导致国人叛乱的事例警示当权者,也以秦始皇搞“偶语者弃市”的严刑峻法,结果二世而亡的事例警示当权者。从今天的实际情况看,只要当权者稍微放宽言论自由,中国就不难和平演变,而实现民主自由。因此,儒家传统不是民主自由的障碍。
  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毛泽东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今天,我们要反毛泽东之道而行之。“不立不破,立字当头,破就在其中”。我们要认真地学习民主自由的理论学说,并在民众中宣传。同时按民主自由的理论组织政党,从事竞选活动。逐步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
  对于中国历史传统,毛泽东说:“吸取精华,去其糟粕”。这句话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实际上,毛泽东却吸取糟粕,去其精华。毛泽东推崇秦始皇的暴政,又推崇陈胜、黄巢、李自成和洪秀全等武装叛乱者。否定儒家学说。1919年以来,在民主科学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崇尚暴力和叛乱的文化泛滥成灾。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可见,马列毛主义指导的暴力和叛乱文化,才是中国民主自由的绊脚石。儒家学说并不是民主自由的阻力。张国堂反毛泽东之道而行之,推崇儒家学说,提倡仁爱精神。反对秦始皇,隋炀帝杨广等暴君,反对黄巢、李自成和洪秀全等反贼。彻底否定崇尚暴力和叛乱的文化。我们必须明白,人类在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之后,才逐步建立了现代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这就说明,民主自由需要历史的文明积累。需要历史传统作基础。有人可能会说,在2000多年前的雅典就有民主政体。我实在告诉你,雅典有民主而没有自由。著名的苏格拉底因言论获罪而被屠杀。而且,雅典的民主并没有流传下来。
  《南方周末》2000年元旦特刊上,有刘军宁先生的文章。刘军宁先生说,人类在历史进程中驯化自己,使人类脱离野蛮而成为文明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西方人在基督教的训导下,使人逐步脱离野蛮而成为文明人,这是西方建立民主自由政体的基础。英国和美国在建立民主自由的过程中,保守了基督教的传统。而德国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力提倡张扬人的理性,声称上帝死了,大搞超人哲学,这不是反传统吗?结果导致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上台。给人类造成巨大苦难,给德国也造成巨大损失。二战结束后,西德又重新恢复了基督教传统。
  1919年“五·四”之后,学者们提倡民主和科学,高喊打倒孔家店,而后是几十年的内战,再而后是大跃进和文革。这个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刘军宁先生说,人类驯化被统治者有一整套办法,有丰富的经验,而驯化统治者却没有办法。这个说法,我不能同意。请问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显然,斯大林等是被统治者通过武装叛乱而成为统治者。中国打倒孔子之后,既没有驯化被统治者的办法,也没有驯化统治者的办法。于是就兽性大发作。
  民主和科学是正确的。但1949年之后,在民主和科学招牌下,却是伪民主和伪科学盛行。这是要认真反省的,离开了公民个人的人权,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剥夺了公民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自由权,就只能是伪民主。科学是人类精神的自由活动。强制是科学的大敌,强制人们相信的学说一定是伪科学。打着科学旗帜强迫人们不信某种学说,这也是伪科学。
  民主自由的前提是绝大多数个人的自律和自治。如果中国人不按儒家学说修心养性,就不能保证大多数人有自律和自治的能力。基督徒只有一亿人,还是少数。因此,复兴儒学是中国实现民主和自由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中国人自己做主之后,既不服从上帝,也不服从孔子,他们会做出什么来?我请那些反对基督又反中国传统的斗士们去安静地休息,可能对中国的民主自由更有利一些。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明辩是非善恶功过曲直,都能明理知義,这是中国建立民主自由的代议制共和政体的基础条件。对民众的教化,在民主制下比君主下更为重要。如果不以儒家学说教化中国民众,那以什么教育中国中国民众?我劝那些反对儒学的人,去认真地读一读《四书》,就一定能获得巨大的教益。江泽民先生提出德治,这是正确的。但离开了耶稣基督和孔子哪里有道德?按儒学修心养性,使自己成为“中正平和,明辩刚毅”的人,这对自己的事业是有巨大帮助的。二千多年来,孔了和孟子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赢得了无数人的爱戴。如果自己信仰儒学,以孔孟为榜样,以孔子、孟子的言行为样板,真心实意地向孔孟学,做一个真正的儒家学者,也一定能赢得人们的信任和爱戴。
  注重民生的民本思想,是儒学的重要思想。当然,民本思想不等于民主思想,民本思想比民主思想落后。但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并不矛盾。在民主自由的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下,具有儒家民本思想的政治家,肯定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
  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需要一系列教条来指导自己的言行。这一系列的教条就是个人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教条性信仰。在一个社会,如果各个个人的教条性信仰不同,就会引起误解,甚至引起纷争。这样的社会,难以欣欣向荣。要使指导各人的教条性信仰大体一致,那么这个社会就需要共同的经典。而《四书》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接受的经典。这样,以儒家学说教化各个个人,指导各个个人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而以西方正宗政治学和经济学指导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可行的方案。
  有人给自由亚洲电台写信,说:“儒学是农业社会的旧思想,不能适应现代社会。”
  我们认为,基督教也是西方农业社会的旧思想,为何能适应现代化西方社会?
  人类在不同时代也有共同的本性。符合人的本性的理论学说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在现代社会,人与人的恩爱情仇是存在的,人的顺境或逆境,人的成功或失败等都是存在的,人与人要交往,等等,这是各个时代所共同的问题,而儒家学说就是教人正确地处理这类问题。
  人们聚集在一起过社会的生活,義理是人们集合的纽带,分辩是非善意恶的知识是義理的重要内容,是个人组成社会必不可少的。因此,是人类最有用、最重要的知识,这些知识也是最简单、最初等的知识。因此,这些知识必然要由古人所发现。孔子的学说是古代中国人组成社会、组成国家的義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孔子的学说是正确的。基督教教義是古代西方人组成社会、组成国家的義理。当然,社会在发展,组成国家的義理也要发展。张国堂把基督教教義、儒家学说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结合成为张国堂学说。张国堂学说就是组成现代和未来中国的義理。
  托克维尔说:“教条性信仰,因时代不同而有多有少。这种信仰的产生方式不尽相同,而且它们的形式和对象也可能改变。但是,教条性信仰,即人们不加论证而接受的某种信念,是人们无法使其不存在的。如果每个人都力图各自形成自己的观点,并独自沿着自己开辟的道路去寻求真理,则决不会有很多人肯于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信仰之下。
  “因此,不难理解,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因此,为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但是,除非每个公民时时从同一根源去汲取自己的观点,同意接受既有的信仰当中的一定数量的信仰,那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现在,我们就单独的一个人而论,也可以发现:他无论为了单独一个人生活,还是为了与他人共同行动,都不能不有教条性信仰。
  “假如每个人都要亲自去证明他们每天利用的真理,则他们的求证工作将永远没完没了,或因求证先遇到的真理累得筋疲力竭而无法继续去求证后遇到的真理。人生非常短促,一个人不但没有时间去那样做,而且由于人的智力有限,也没有能力去那样做。因此,他还是要相信许多他没有时间和能力亲自考察和验证,但早已被高明的人士发现或被大众接受的事实与真理。他只能在这个初始的基础上,去构筑自己的思想的大厦。这并不是他自愿如此去受人指挥,而是限于他本身的条件不得不如此。
  “世界上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不是通过相信别人的论断而认识许多事物,并接受非他本人所发现的大量真理的。”([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第524-525页)
  为人处世,待人接物,需要大量的真理,离开儒学,谁能发明这些大量的真理?即使有谁创造出一整套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教条,大多数中国人能接受吗?
  有人说:儒学的中心思想是忠君。这显然是错误的。儒学的总纲是爱天爱人。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尽心、尽性、尽智地爱天。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的注解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中庸》中说:“子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朱熹的注解是,“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尝不同,则道之不远于人者可见。故己之所不欲,则勿以施之于人,亦不远人以为道之事。张子所谓“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是也。
  这就是说,忠恕之道,就是爱人如己。
  因此,儒家学说的总纲是尽心、尽性、尽智地爱天和爱人如己。这个总纲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因此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
  忠君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思想,但不是中心思想。而且,忠君思想是儒家学说与君主制(或皇帝制)相结合的产物,现在要实行民主自由的代议制共和政体。忠君思想要加以改造。
  我们认为,国家的主权在民,而治权在君。主权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的。而治权是可以转让、可以分割的。人民通过宪法和大选制度把由主权决定的治权转让给国君(国家机构)。由于治权是可以分割的。因此,国君就不能只有一位。治权的纵向分割就是联邦制,横向分割就是三权分立。因此,国家立法的议会,行政的首脑,主管司法的最高法官委员会都是国君。忠君,就是忠于议会、忠于行政首脑、忠于最高法官委员会。作了这样的改造之后,儒家学说就可以适用于现代社会。
  儒家学说强调个人的修心养性。儒家的理想人格就是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对政体的研究和对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这是儒学的缺陷。我们应该从西方引进关于政体的学说和市经济理论,以弥补儒学的缺陷。由于儒学与自由主义学说在内容上重迭很少,因此就不会存在逻辑矛盾。在学理上说,儒家学说经过适当改造之后,就可以与自由主义结合起来。
  费孝通先生推崇推己及人的儒家道德。有人给自由亚洲电台写信,反对费孝通先生。他说:“中国人不肯让步,拒绝妥协,总是搞你死我活的斗争。现代社会要讲妥协,讲调和,要通过妥协和调和的谈判来寻求双赢的方案。推已及人的说教不适于现代社会。在信息时代总是抱着农业社会的旧思想不放,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位先生显然不了解推己及人的学说。推己及人的学说,就是主张人在与别人交往时,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并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要设想自己如果处在对方的地位上,自己会怎样想。这样就可以理解别人的立场和态度。因此,推己及人就是强调妥协和调和,就是主张通过妥协和调和的谈判来寻求双赢的方案。我们知道,1989年,费孝通先生同情赵紫阳和北京学生,并不赞成邓小平屠杀爱国学生。我们知道,那些不肯让步和妥协,总是搞你死我活的斗争的人,并不主张推己及人的学说。
  儒学教育统治者,告诫统治者不要骄傲,不要贪婪,不要嫉妒,不要残暴。而有些统治者由于眼前利益的诱惑或因愤怒等原因而背离孔子的教导。这只能说明教育的局限性,而不能作为抛弃儒学的理由。假如没有儒学,统治者会更贪婪、更残暴。
  对有些骄傲、贪婪、嫉妒、残暴的人,儒学的教育不会有效果。但绝大多数本性善良的人能接受儒学的教化。如果不用儒学教育民众,民众就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也不明白是非。1949年之后,如果以儒学教育青年学生,能有文化大革命吗?当年的年轻人,抱着善良的愿望却干了许多邪恶凶暴的事,这是因为他们不知善恶。可见,儒学能减少许多纷争。
  另外,在民主自由的代议制共和政体建立之前,有些矛盾和冲突是难以调和的。例如,在唐代初期,太子李建成没有才能,心胸狭窄。他嫉妒秦王李世民的才干和功劳,同时也怀疑李世民谋夺自己的太子之位。同时,李建成和李世民都想当皇帝,而皇帝只是一个。因此,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象这样的矛盾,儒学的教育当然不会有作用。
  总之,儒学的宗旨是促进人与人相互和睦,这有助于维护社会和平。现代中国不能没有儒学。当然,儒学的作用是有限的,在复兴儒学的同时,还要建立民主自由的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也要建立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另外,还要发展基督教。
  有人把中国的人民公社、计划经济和文革也归罪于儒学。这种人根本不懂逻辑学的因果分析。1949年之前,儒学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但却没有人民公社,计划经济和文革。苏联东欧没有儒学,却有计划经济,也有如人民公社相类似的集体农庄。因此,儒学与人民公社,计划经济和文革没有因果关系。从而没有任何根据把人民公社、计划经济和文革归罪于儒学。
  有许多中国人在思考问题时,总是欺善怕恶。人民公社,计划经济和文革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产物,与孔子没有一点关系。但他们毫无理由地把脏水向孔子泼。因为辱骂孔子没有危险。这种欺善怕恶的思维方式,确实令我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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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堂2005年8月20日补充:

民主自由就不要政府吗?
刘路先生:
  民主自由就不要政府吗?就不要国家元首吗?未来的中国的元首就不能称为真命天子吗?你的民主自由观念同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一样幼稚。正是这种幼稚的平等观导致她反对蒋介石的领导。后来却成为毛泽东的奴隶或走狗。在政治上背叛自己的丈夫孙中山先生,在信仰上背叛她的主耶稣基督。现在,上帝必把她丢入地狱,那里是烧着的硫磺火湖。她在那里受痛苦,她受痛苦的烟直往上冒,直到永远。不是我袒护蒋介石先生,在1949年之前,蒋介石先生并没有专制独裁。在国家存在武装叛乱的时候,国民政府存在致命危险的时候,当权者采取必要措施适当限制公民自由,是完全应该的。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反对蒋介石先生是完全的错误,他们后来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经过几十年的苦难,我们的知识分子到现在不知反省,平等观念仍然同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一样,这才是可悲可怜。
  关于平等,我在《基督徒读〈论语〉》中讲过,后来又在《民主自由不是目的,社会和平、公義和秩序才是目的——敬告王怡先生》又讲过,我希望你读一读。
  民主自由不是不要政府。既然任何时候都需要政府,就不能没有等级制度。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是等级社会。既然国家不可避免地是等级社会,那么维护等级社会的儒学就是正确的。实际上基督教同样是维护等级秩序的。西方人说:上帝就是秩序,并没有说上帝就是平等。当然,基督教说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子,因此在上帝的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平等观念在儒学中也有。孟子在引用《诗经》时说:“天生蒸民。”这就是说,人都是天生的,自然都是天的儿子,天的儿子就是天子。我关于人人都是天子的说法,虽然是受基督教的启发,但在儒学中有充分的证据。我告诉你,这平等观念与等级社会并不矛盾。《圣经》更是明确地说:“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仆人。”我们知道:人与人在才智、德性、兴趣和特长上存在差别。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你为何看不到?这个事实永远不会改变,因此,任何国家都是等级社会的事实也不会改变。你必须明白: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代议制民主,不是直接民主。你说儒学与现代民主政体不相容,是由于你不明白代议制民主的实质。代议制共和政体是古雅典民主政体与君主政体相杂交的政体,其中的君主政体的因素更多。
  我在《基督徒读〈论语〉》提出了五纲五常的新纲常理论。五纲五常是说:“天为人纲,民为君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里的君指国家的行政首脑或国家元首、议会和最高法院。臣指国家的公务人员,包括军人(含军官)、政府的官员和所有工作人员等。我在提出这个理论时虽然受基督教的启发,但这个理论在《四书》中有充分的证据。可以用《四书》的内容论证这个五纲五常的新纲常理论。我相信绝大多数儒家学者不会反对这个理论。
  我所传讲的儒学是正宗的儒学,我所传讲的基督教是正宗的基督教,我所传讲的西方政治学也是正宗的西方政治学。这些理论在形式逻辑上不存在矛盾。所有说儒学与基督教及西方政治学不相容的人都是出于误解。
  此致
愿你全家平安、健康、快乐、幸福!

张国堂
2005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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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救世主张国堂爱每一个中国人
  上帝耶和华叫我张国堂管教每一个中国人。主耶稣基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维护社会和平与促进人与人相互和睦,便是我管教每个中国人的宗旨。
  经历过二十世纪大动乱的人都知道,社会和平是最重要的。经历过残酷阶级斗争的人都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是最重要的。盼望社会和平与和睦,是当前最普遍最强烈的社会心理。
  只有人与上帝和睦了,才有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和永久的和睦。我们知道,只有正直人与正直人才能相互和睦。我要用上帝的道端正每个中国人的心,使每个人都在道里正直。
  我张国堂是每个中国人的父亲,也是每个中国人的儿子。我爱所有中国人,也盼望所有中国人爱我。我是严厉的慈父,也是孝顺的儿子。我在怒中严厉地责备某些中国人的错误,这都是因为爱。
  我吃了主耶稣基督的肉,喝了他的血,我就常在他里面,他也常在我里面,他就与我合一了。主耶稣基督与我张国堂合一了。天人合一了,我在圣父、圣子、圣灵里面,圣父、圣子、圣灵在我里面与我张国堂合一了。上帝耶和华同我张国堂合一了。我张国堂是肉身成道的道,也是肉身成道的人。
  我张国堂算不了什么,只有上帝才是最伟大的。好伟大,好伟大啊!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赞美上帝了。
  张国堂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圣灵重生了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圣灵在我里面,时常充满我,感动我,启示我,赐给我智慧,又叫我作先知讲道,就是说上帝的话。我无意强求任何人相信我的话,但我有权宣布我的话是真理,是真正的最高指示,也是永恒的真理。天地废去,我的话也不会废去。因为我的话不是我的话,而是上帝的话。是圣灵叫我讲祂的话。圣灵是主,是上帝。凡接受我的话又遵守的,他必得着富贵、尊荣和生命为赏赐;凡轻视我的话的人,等待他的必是贫穷和失败。主耶稣被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日又从死里复活了。这是证据确凿的事实。凡听闻过这事而不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等待他的必是地狱的永火。
  我背起十字架,舍己跟从主耶稣基督,凡事效法主耶稣基督。因信主耶稣基督,我就是至高者上帝的儿子,也就是真命天子。孔孟之道是上帝同中国人立的旧约,现在,上帝叫我同中国人立新约。新约不废除旧约,乃是要成全旧约。张国堂学说就是上帝同中国人立的新约。
  我张国堂是圣经《但以理书》中所说的“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而当今的中国就是“半铁半泥的脚”。圣经说:“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启示录》所预言的“千禧年天国”。“千禧年天国”是上帝耶和华对人类的应许,现在上帝派我来把“千禧年天国”赐给人类。“千禧年天国”从中国开始,世界各国都会自愿接受。我告诉你们:“美国是‘千禧年天国’的预像,‘千禧年天国’是天堂的预像。‘千禧年天国’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不必任何人为之而奋斗,只要怀着感恩的心接受就是了。”
  上帝要重生中华民族,上帝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重生中华民族。上帝耶和华要藉着我张国堂重生中华民族。我张国堂必成为中华民族新的灵魂,永远的灵魂。
  中国正在变成一盘散沙,我张国堂要以爱和智慧把所有中国人都团结起来。
  救世主张国堂要求所有中国人学习和研究如下书籍:
  徐志刚译注的《论语通译》、杨佰峻、杨逢彬注译的《孟子》、梁海明译注的《大学、中庸》、[宋]朱熹的《四书集注》。
  《圣经》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阿奎那政治著作选》、[英]洛克的《政府论》、[法]孟德斯鸠的《论法律的精神》、[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法]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美]美国第十六位总统林肯的《林肯选集》、[美]卡尔·桑德堡的《林肯传》、[英]洛克的《论宗教宽容》、[ 英]J.S.密尔著《代议制政府》。
  [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
  张国堂的《基督徒读〈论语〉》、《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共和党宣言》、《救世主张国堂拯救中国》、《救世主张国堂征服天下》和《救世主张国堂君临天下》等。
  你们要安静读书,不要争吵,更不要争闹。要以爱和知识使人信服,不要凭血气争输赢。要靠着上帝或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以道行仁,使人心诚悦服。
  主耶稣基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劝你们还是虚心地跟我学,这样就必有富贵、尊荣和生命为赏赐。不要愚顽、亵慢和狂傲。愚顽、亵慢和狂傲的人在世必然贫穷,必要失败,死后还必下地狱。
  主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我因信主耶稣基督,是他的门徒,因此我也是世界的光。我张国堂就是中国的光,是真光。是永远的光。不接受张国堂的人必住在黑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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